中国见闻（一）

编者按：廖鸿英女士是英籍华人、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班以安先生的夫人。她从一九五九车到一九八二年曾七次访问我国，一九七九年以来又先后在我国一些大学任教。现将她在《远东报道》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中国见闻》的文章摘译如下：农村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农民有长期苦难的历史，他们是剥削制度的受害者，它既受到本国的苛捐杂税的剥削，也受到外国人的剥削。比如比国货便宜的英国棉布和美国的煤油等等外国商品的涌进来，导致了农业经济的崩溃。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逐步实现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提高了他们的主动性，不仅农业生产提高了，与此同时，农民们能够以合作的方式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渔业养殖，水利建设，牲畜繁殖，发电设施以及改善农业装备等等。
虽然这许多改变曾使农民富裕了起来，但仍然存在问题，人们同在一个生产小组里面工作，这就使得人们宁愿依赖集体而不愿更多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曾有这么一组顺口溜：“上工等人喊，工作互相看，说声下班就一哄而散。”
现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家一户包干一块地，负责提供定额的粮食、林木、鱼虾，他们可以在公社计划的范围内自行制订自己的生产计划了。
有些人认为这又回到了过去的个体耕作制。然而不要忘记，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的，任何人也不能出售或购买别人负责耕种的那片土地，而且人们从事体力劳动时的严格分工只会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
责任制，不论对一个生产队，一个家庭或对某个个人来说，都只会起到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作用，其目的无非是提高劳动效率和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分工负责”和“个人耕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不应加以混淆的。
现在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自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中全会作出这一新的决策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家庭收入逐年有所增加，新的住宅一座接一座地落成，商店里挤得满满的农村妇女——她们还嫌东西太少了呢！
政策的稳定性是使农民致富的另一原因。以往的二十多年中政策变了又变，自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以来，党和政府明确宣布了土地的公有制、合作化和生产责任制三者乃是一项长期的政策。
在福建和四川，在别处也是一样，街道两边都摆满了“自由市场”的摊贩，农民们出售他们的产品，价钱虽略高于国营商店，但是东西很多，品种齐全，也不用排队。
当然，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是没有问题，工业的迅速增长，需要诸如石油、煤炭等原料，比较富裕的农业生产单位于是就派人进城，用高价收购物资和设备，用比在城里高得多的工资去招聘技术人员，这就引起了竞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个体户试图生产的越多越好，这就使得该上学的孩子也不上学了，把他们留在地里帮助大人干活，以致荒废了他们的学业。教育部和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还有就是对社办和队办学校的教员重新加以培训以提高教员质量等等。更为困难解决的另一问题是，尽管大力提倡计划生育，许多农民仍受孔夫子传宗接代思想影响，总想要个男孩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