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配对“光耀”帝国

【美国《洛杉矶时报》1月21日文章】题：精心配对，光耀帝国（作者  卡罗尔·威廉斯）
现年58岁的哈岑多夫已儿孙绕膝，典型的北欧相貌既是她的救星，也是她一生最沉重的负担。她回顾说：“那时我满头金色卷发，一定很漂亮。
哈岑多夫其实根本不是孤儿。她是纳粹为了培养非犹太民族白人精英而展开配对运动的产物，研究人员估计，纳粹的配对运动共养育出1．1万个孩子。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和失散多年的兄弟，并初略了解了种族主义疯子作孽带来的几千条生命。
1935年，按照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指示，“生命之源”计划应运而生，目的是防止未来世界被纳粹所称的“劣等民族”主宰。拥有金发碧眼的妇女受鼓励与高大健壮的党卫军成员发生性关系，为“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创造优秀人种。
战后几十年里，东德当局对生活在其境内的“生命之源”儿童的情况守口如瓶。不仅是因为“希特勒的孩子”这一概念难免令人想起东德不堪回首的纳粹往事，而且因为秘密出生登记册上的内容可被东德信手拈来用于伪造国外间谍的身份。
留在西德的档案多年来一直存放在海德堡的一个博物馆，“生命之源”计划中诞生的人如果想查就可以去查。去年11月，刚刚合并成立的联邦档案馆宣布，原东德和西德的档案现在都能在其柏林总部查到，不过内容不太全。
第三帝国资料部负责人威廉·伦茨说：“只有与该计划有关的人才能查阅，以便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身世。”只有大约1000份文件完好无损，上面记录了亲生父母的姓名，而参加配对计划的人有权不透露身份。哈岑多夫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她的父亲和母亲都同意留下姓名。
蒙在鼓里
以哈岑多夫为代表的这一代德国人长大成人时，正赶上什么问题都不能问的年代和什么话都不可信的环境。纳粹时代之前和期间出生的孩子极少知道其父母在第三帝国中扮演的角色。同样蒙在鼓里的是四年苏占期间因强奸事件而来到世上的几千人，历史学家估计，受害的东德女性超过100万。
哈岑多夫的父母在战争结束时都还健在，但这是她几十年后才知道的。
跟将近一半的“生命之源”儿童一样，哈岑多夫出生在挪威，父亲是来自德累斯顿的党卫军飞行员；母亲卡琳·埃德格伦是挪威人，是纳粹军队的图书管理员。
1941年6月28日，埃德格伦在奥斯陆一家托儿所生下女儿。这家托儿所负责照看“生命之源”儿童，直到1943年末所有受监护人被送往德国。
包括哈岑多夫在内，至少有6个“生命之源”儿童被村民领走。她的养母阿德尔海德·黑尔比希——已于1966年去世——一直没有获准正式收养她，哈岑多夫也一直没有弄清这是为什么。
21岁时，哈岑多夫准备登记结婚，这才发现她在官方意义上已经成了无国籍者：存放在孤儿院的出生证明和国籍文件均不翼而飞。
至少还有两个曾寄居在这个孤儿院的同龄人遭受同样命运，后来，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特工冒充他们，随着流离失所的挪威人返回已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祖国。
饱受磨难
哈岑多夫以织布为业，她给女儿取名为卡琳·阿德尔海德，纪念自己的生母和养母。
1989年，东德人开始反抗共产党政权，哈岑多夫的一个朋友知道自己也是在挪威出生的，他请求一个正在拍摄游行示威活动的挪威电视台工作人员帮他查明身世。这个朋友是莱比锡的一个音乐家，名叫阿尔诺·考贝，他鼓动哈岑多夫也参加寻根。
考贝费尽周折，却大失所望，他的生母不肯见他。在奥斯陆记者的帮助下，哈岑多夫找到了年迈体弱、内心充满负疚感的亲生母亲。
哈岑多夫说：“她活得很艰难。凡是跟德国军人发生过关系的女人，战后都受到百般折磨·”她竭力为生母近半个世纪的沉默辩解：“要么被毒打火烧，要么被剃光头发，处处遭人白眼。所以我完全理解她为什么从来没找过我。不过，我想她不希望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她希望在弥留之际求得内心的安宁。”
埃德格伦1995年去世之前，她们母女只见过一面，那是1992年在奥斯陆，哈岑多夫还得知，她有一个比她大3岁的同母异父哥哥，名叫贡纳尔·埃德格伦，一直由生母养大。
几年前，哈岑多夫从生父的遗孀那里了解到了他的生活经历，得知他在1967年去世前共生了4个儿子，每当喝得酩酊大醉时便夸耀自己有个女儿在挪威。
哈岑多夫跟她在挪威的同母异父哥哥关系融洽，去年11月，哥哥还携带妻女来看望过她。但她说，她不想跟几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来往，因为她参加过格雷费一家的聚会，那种抑郁沉闷、一醉方休的气氛令她难以接受。
正如许多孩子们的命运一样，有关“生命之源”计划的档案饱受磨难。纳粹政权彻底失败之前，“希特勒的孩子”们的材料随其它官方文件一起，从一个被围困的城市转往另一个城市。最后落在东德境内的档案要么被当局没收，要么被销毁。
“生命之源”计划共牵涉了十多家产科医院。经过挑选的党卫军军官与被认为具有良好身体和精神素质的妇女交媾，孕妇由国家厨师和护士秘密照料，直到孩子出生。
了解真相
按照希特勒手下那些想入非非的优秀人种创造者的设想，有几百名孩子被送人。但德国历史学家多萝特·施米茨—克斯特说，绝大多数孩子由他们的生母抚养。
施米茨—克斯特研究了“生命之源”计划，并撰写了一本书讲述产科医院的日常生活。她认定，大多数健在的“生命之源”后代知道自己的大致身世。
“这对许多人来说不是新鲜事儿。而且，到了一定年纪，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他们就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施米茨—克斯特认为，在探究往事的过程中，这些人心中的欣慰甚于苦恼。
受害者经常查阅闻名遐迩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堆积如山的大量文件材料。90年代初，这个秘密警察局的档案开始向公众开放，原东德人不仅了解了“生命之源”计划的存在，还得知其后代曾被间谍冒充。
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馆的材料显示，六七十年代，一名女特工曾冒用哈岑多夫的身份取得挪威证件，然后在布鲁塞尔从事间谍活动。
哈岑多夫说，她从柏林当局得知，统一后的德国情报部门仍在四处查找这个人的下落。
“我想知道的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她拍了拍塑封书页，“我把一切都记录下来，这样就不会丢三落四。”
哈岑多夫说，过去10年来，随着她的个人经历一层层揭开面纱，知道或怀疑自己是“生命之源”儿童的其他人纷纷来信，请教她该如何去查明往事。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渴望了解自己生于何处，父母是谁。”哈岑多夫说。她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生命之源”联络网。
“回顾纳粹的这段历史令人心力交瘁，但我深知，他们必须了解真相，内心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