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战在未来的作用

（续昨）英美情报部门比军队领先一步。早在1949年就有了第一个派遣间谍给苏联军用电脑传播病毒的建议。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它们制订了瓦解敌对国家信息系统和技术的计划。合众国际社首席执行官詹姆斯·亚当斯在他的《下一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描写了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几年来如何有步骤地在出口到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电脑和技术仪器中预置特洛伊木马。亚当斯写到，“CIA也能够在电脑系统中安置窃听器，它们通过卫星发回从苏联国防部计算机截获的数据。”
1995年莫斯科出版的一本书披露了CIA的另一次行动。苏联官方称为民用目的但实际上是为国防部和克格勃订购的100台IBM和西门子大型电脑，被CIA安装了多种病毒，据说它们能够向华盛顿传送信息，并能够按照信号使苏联全部联网的电脑陷入瘫痪。虽然苏联反间谍机关发现了病毒，但杰尼索夫少将1996年在《真理报》的一次采访中说：“谁能保证这些装备是绝对安全的？”根据安全专家及政治家维塔利·齐吉奇科的说明，1996年大多数俄罗斯电脑是从西方进口的。“现在我们所有人都使用西方设备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从电话到卫星，（而且）没人知道，里面或许会藏有什么程序。”认识到自身在这一领域的劣势后，眼下莫斯科尽力通过联合国来谴责信息战。
然而第一次信息战早在1990—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中就开始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出版社报道，CIA在伊拉克进口的法国电脑配件中安装了微型芯片，它们成功地干扰了伊拉克的防空系统。而伊拉克打算从约旦偷运入境的另一批电脑同样被安装了计划摧毁萨达姆·侯赛因整个C2网的病毒。这批电脑在战争之前被直接运到一个指挥中心后立刻就被一无所知的美国空军炸毁了，而此时病毒还未被激活。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与对信息战一味乐观对立的因素。对于信息战的袭击存在着防卫手段。电脑和程序可以杀毒处理。监督系统可以查出黑客的侵入。所谓的防火墙程序要将非法用户阻挡在外。但这些保护措施不是绝对保险的，更狡猾的袭击方法可能胜过一筹。因此，电脑进攻的可行性将总是取决于攻防技术手段此消彼长的当时状况以及对立双方专家的能力。
敌方承受打击的能力取决于其联网及对技术依赖的程度。所以，中国将其因特网连接降低到最小程度不仅是为了控制国民，也是出于尽可能减小受信息战袭击可能的考虑。没有电脑联网，任何统一的防空都不会成为可能。数字通信网也在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开来。输油管道由自动化中继站的无线电信号控制。原则上，一个现有网络只要有一台电脑被侵入，病毒就可达到全部与其相连的电脑。而第一次侵入是通过操作电脑、是由间谍身临其境还是由坐在弗吉尼亚掩体中的黑客做到的，那是次要的事情。
传统战地位
民事和军事机构以及盟军机构之间加强协作对优化进攻性信息战方法是必要的。在冲突的准备阶段就要在使用方针和国际法方面取得一致。在这方面，信息战在理想的情况下将尽可能降低战争伤亡人数和破坏程度这一情况可能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在没有或使用很少传统武力的情况下使敌人迷惑、瘫痪并丧失行动能力”，卡尔达雷拉上校说。“我可以用一枚炸弹或一个调制解调器摧毁一个指挥中心”，另一个军官补充说，“哪种更人道呢？”后者也可以使己方飞行员免遭敌方炮击。
但是信息战不能替代传统的武装力量。信息战像以前的航空、电子战或通讯卫星的使用一样，将列入目前所拥有的各种作战手段。数字技术的效率每18个月翻一番。实际上作战因此而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信息战不会替代传统的武器种类和战斗形式，但它肯定会成为它们的补充并对其产生影响。同样，像数字技术影响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设施一样，它被引入武装力量创造了新的能力，但也产生了新的依赖性。敌方提高效率的信息系统成为优先袭击的目标，保护自己的信息系统成了另一个重点。这不是因为电脑使步兵、飞行员和外交官变得多余，而是因为它使他们的影响力翻番。“信息优势”成为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