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认为我经济改革的成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五月二十七日发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科恩文章】由于苏联没有进行市场改革，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改革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如果中国的历史性的改革获得成功，就可能使现代共产主义的面貌改观。
一九二一年，列宁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建立了混合经济，第一次进行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苏维埃国家继续控制重工业、银行、交通运输系统和对外贸易，但是农民经营的农业、小制造业和零售业成了私人经营的领域。在整个经济中鼓励运用市场关系和进行营利的竞争。新经济政策谋求实现均衡的现代化，办法是把消费主义同生产结合起来，把鼓励私人积极性同国有化结合起来，把市场同灵活的国家计划结合起来。那个时期在人们的记忆中仍然是苏联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强行废除整个市场制度。他建立了现在的苏联经济制度来代替新经济政策，这一套制度的基础是法定的经济几乎完全为国家所有、取消市场关系和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和控制机构。这种制度也被苏联控制的卫星国所沿用。
自从斯大林一九五三年逝世以来，一些执政的共产党，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摆脱垄断性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朝混合的市场经济发展，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甚至东德都是这样。
苏联的一些改革者搬出东欧“兄弟”党和列宁的权威，主张用新经济政策式的办法来解决它们自己的严重问题，但是几乎完全不起作用。甚至苏联在一九六五年进行的一次有限的管理改革也被官僚集团击败。
中国领导集团根据自己的情况于一九七八年开始了经济改革，但是它现在正在实行的实际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翻版。经济的一个庞大的私人部分正在同国营企业并肩前进；刺激利润的措施和市场关系正在得到鼓励，在中国广大的农民当中尤其是如此。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正在带来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它的成绩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农业产量的年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两倍。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对苏联政策的全部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观察。苏联的高级“新经济政策派”在评论中国的情况时已经开始更加坚持要求进行“刻不容缓的结构改革”。
但是在苏联，实现哪怕是有限的新经济政策改革（比方说，只是使非官方的城市市场合法化，在集体农庄增加自留地）也要经过一番严重的政治斗争。千百万计划人员、管理人员、下级官员和工人在现有的制度下可以稳稳得到终身的工作，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铁饭碗”，因此他们反对进行任何认真的提高效率的改革。此外，同中国不一样，苏联在进行一场花钱多而危险的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因此苏联领导不能在国内冒任何风险，也不能改变投资的轻重缓急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