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二战受害者向日本公司索赔日本有关方面表示不能接受

【美国《洛杉矶时报》1月10日文章】题：追讨二战赔偿将使日本公司遭受打击（记者松尼·埃弗龙发自东京）
正义之举，还是敲诈行为？  随着不知所措的日本公司面临的诉讼案如海啸般地袭来，这种跨太平洋的观点分歧越来越大了。这些诉讼案是声称在二战期间被当作苦役使用的盟军战俘以及其他一些人向美国法庭提出的。
这种在历史问题上的敌对态度可能在今后几个月中引起更多的仇恨，因为一些律师将法律的枪口对准了那些被指控为从罪恶的帝国战争机器中获取好处的日本公司，而这些律师曾作为在纳粹德国当过苦役的人的代表于上个月达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52亿美元的解决方案。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几乎没有日本人知道美国这场愈演愈烈的索赔运动。现在在美国，代表受害者提出的诉讼案至少有14件，而且据估计，不久或许还会有20件诉讼案提出。日本的两名议员和一些国际问题高级学者最近承认，他们不清楚这件事。
但是，日本政治机构中跟踪日本媒体零零星星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的那些人现在越来越感到不安，并且几乎毫不掩饰他们的愤恨情绪。
一些人认为美国律师贪得无厌，阴谋打劫日本公司“鼓鼓的口袋”，由于这些公司是在美国做生意，因此在赔偿问题上很容易让他们得手。而日本人认为，赔偿问题在1951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已经解决了。
即使这些公司在法庭上打赢了（日本政府坚持说它们一定会赢），它们也会名誉扫地，并且要支付昂贵的律师费。
一位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说：“这确实是一种敲诈行为。”像受围攻的日本公司一样，日本政府也闭口不谈这个问题。这位人士说，在被起诉的蓝筹公司中，那些战后出生的经理和雇员——常常是从未听说过这些集团公司被指控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种种恶行——可能会认为，这些诉讼案是美国诉讼人和辩护律师捞取业务的机会。
此间的另一些人担心，美国法庭和媒体挖掘日本历史中最可耻的一章将会在日本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它有可能增强这个国家中极端保守主义的势力，增加对美国犹太人的怀疑（一些人认为是犹太人在幕后操纵这场法律攻势），并有可能破坏美国与日本的关系。
东京大学的政治学家井口预言说：“反美情绪将会明显增加。”井口说，无论这些诉讼案的法律价值如何，政府如果只坚持说所有问题已在美日和平条约中解决了，那将很难抵挡国外越来越大的压力。
只有日本的和平主义积极分子看起来是欢迎美国这些行动的，他们认为这些行动给正义带来了希望，他们说，这个国家亲政府的法院一直在拒绝暴行受害者提出的要求。
在上个月东京和大阪举行的两次国际会议上，日本律师与美国诉讼律师交换了笔记和战略，这些日本律师代表声称是战争暴行的受害者，进行基本上是象征性的政治和法律斗争；美国诉讼律师是在受理与大屠杀有关的针对德国公司的诉讼案。
日本法庭受理的战争赔偿案至少有46件，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律师为了促进自己的国家与亚洲邻国的和解而无偿代理的。
原告包括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在日本生物和化学武器计划中被当成人体实验品的那些人的亲属；曾经当过军队中性奴隶的“慰安妇”；战后被日本人留下的化学武器和其它军火伤害的中国人；声称当过苦役的盟军战俘和其他一些人。
没有一桩案件胜诉过。
尽管如此，由加利福尼亚州的活动分子和人权律师组成的与会代表团表示相信，日本政府不久便会因为日本公司面临的压力而被迫寻求与受害者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洛杉矶的律师巴里·费希尔说，对日本公司提出的法律起诉只是个开始。今后的目标可能包括为战时的活动提供资金的银行、其雇员曾经从中拉过线或利用过性奴隶的私营公司、保险公司以及运送过苦役的航运公司。
费希尔说：“日本人从事的运送奴隶业务是自非洲奴隶贸易以来最大的
有一些原告律师最近开辟了一个网站（www．japanesewwiiclaims．com），向声称自己是日本战争罪行受害者的那些人提供信息。
日本公司很可能会说，它们不是那些集团公司的法律继承人，有一些集团公司在二战后被美国占领军解散了。但是费希尔说：“这些问题是所有大屠杀案件都面临的问题，我们为此已做好了准备。有些私营公司在战争中有过勾结行为并得到过好处，他们从苦役身上获取过利润，他们是通过不正当手法致富的。”
全球保护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联盟的伊格内修斯·Y·丁说：“是谁将‘慰安妇’运到前线的？”这个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组织设法让日本进行道歉和赔偿，它说，在日本统治期间，有1000万亚洲人当过苦役。丁说，只有约5000名幸存者可能还活着，但重要的是这些罪犯必须承认犯下的罪行。
国际人权倡导者和法律学者认为，对战争暴行应负的责任不应受到任何追诉权时效法的限制，国家之间的和平条约并不能取消战争暴行受害者的个人权利，无论这些罪行是政府还是与之关系密切的公司犯下的。
这种争论的思路在与纳粹时代德国公司和瑞士银行的罪行有关的案件中使用过。然而，日本政府以及至少一家日本法院已经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