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翻译眼中的历任领导人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文章】题：总书记借他的声音同西方说话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维克托·苏霍德列夫一直是苏联的头号英语翻译，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同西方沟通的桥梁。谈起往事，他说：
小时候我和母亲在英国生活过几年，学会了英语。我英语说得非常好，学校甚至允许我免上英语课。当我还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时，赫鲁晓夫的翻译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知道了我，邀请我到外交部工作。我首次给赫鲁晓夫当翻译是在我到外交部翻译局报到刚两周的时候。那是在为庆祝阿尔巴尼亚国庆节而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通常会有几位政治局委员出席这种招待会。赫鲁晓夫同一位非常健谈的印度外交官谈话，我负责翻译，他们谈了有40分钟。我就这样和赫鲁晓夫认识了。过了一段时间，赫鲁晓夫习惯了我的翻译，当他需要英语翻译的时候，我就会被派去。我成了他的私人翻译。
赫鲁晓夫一点外语都不懂。只是在1959年同艾森豪威尔关系特好时学了一些英语单词。当时应赫鲁晓夫本人要求，我教他用英语说“我的朋友”。后来他很爱在谈话中不断重复这个短语，当然他说的是俄式英语。葛罗米柯外长对英语很精通，不过他说的英语带有浓重的白俄罗斯口音。
领导人说话有口音对翻译来说是一大难题。记得有一次，葛罗米柯外长同美国人争论时说：“口袋里藏不住锥子。”我使劲想也想不起“锥子”用英文该怎么说。为了保持原意，我把“锥子”译成“针”。葛罗米柯听出来了，他看了我一眼，不无幽默地说：“怎么啦，英语不用‘锥子’吗？”他的话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想起了所需要的单词，准确地翻译了这句谚语。
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对做翻译的来说没什么变化，只是“主人公”不同罢了。勃列日涅夫刚被赫鲁晓夫从哈萨克斯坦调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我亲眼目睹了他“从盛到衰”的整个过程。在最后几年，勃列日涅夫从不发表即兴讲话，只是照本宣科，把稿子从头读到尾。事实上也不会有什么争论，因为勃列日涅夫对谈话对方的回答反应很迟钝，有时连一半的句子都搞不懂。他经常求助坐在身旁的葛罗米柯：“安德烈，注意听，由你回答……”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努力挣脱一切能让他想起旧体制的东西，包括翻译。这一点我真感谢他，因为最后几年我已觉得力不从心，萌生了去意。说实话，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当政时，我的工作强度已大大减轻了。
记得有一次，安德罗波夫从医院回来直接会见美国参议员。医生刚给他做完血管清理手术，衬衫下面的绷带还隐约可见。那次他说话很流利，没有讲稿，但谈话的时间非常有限。契尔年科同外国人会谈时有点像后期的勃列日涅夫，也是照本宣科，有点气喘，也老要求助葛罗米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