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挑战传统秩序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12月6日一期文章】题：超越单一民族国家（作者  乌尔里克·贝克）
晚上10点钟，柏林泰格尔机场。一个亲切友好的声音通知疲惫不堪的旅客：他们去往汉堡的航班已经做好登机的准备。但是，这个声音并不是来自机场内，也不是来自附近的任何地方。说话者是一名妇女，她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控制台前。在柏林时间晚上6时过后，泰格尔机场的广播服务系统通过联网从加利福尼亚播出。理由很简单：在加利福尼亚，不必为了在德国上晚班而另外支付报酬，因为那里还是白天。而且，那里的间接人工成本不管怎样也比德国低。
全球化是国家的掘墓人
电信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因为有了它，在工业社会曾经司空见惯的下面那种劳动体制不见了：人们必须在某个场所一起工作，生产商品或提供劳务。现在，雇员可以跨越国家或大陆进行合作，为遥远的顾客提供服务。从理论上说，正如你可以安排到世界各地旅行，以体验每个洲的明媚春光一样，劳动和生产过程也可以分布在全球各地，这样就始终可以在一天的任何时候支付较低的工资。
全球化政策旨在摆脱不仅工会而且单一民族国家的束缚，消除国家政治的影响力。然而，热中党派政治的人还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呼吁建立空前自由的市场，但是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会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命线——他们的资金和权力的源泉。他们被全球化削弱机构的能力惊呆了，他们只是刚刚开始怀疑——正如马克思早就说过的那样——他们可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在没有改变法律或宪章的情况下，已经有人抨击现代民族社会的物质生命线。首先，跨国公司把工作机会转向世界上劳动成本最低，对工作场所的束缚最少的地方。其次，计算机使它们能够分散商品和劳务，并通过在世界不同地方分散劳动来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这样一来，国家的标签和公司的商标不可避免地使人感到迷惑。
全球化使各国互相争斗
跨国公司开始挑动国家或地方互相争斗，在这个全球交易的过程中寻找花钱最少的财政条件和最有利的基础设施。如果某些国家看来需要跨国公司“花太多的钱”或“投资不顺利”，这些国家就要受到惩罚。最后，公司可以自己决定它们的投资、生产、缴税和定居的地点，因此它们利用这一点从中渔利。结果，一个高级行政人员住在最适宜居住的地方，而在税收最低的不管哪个国家缴税。
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经过议会的讨论、没有政府作出任何决定、没有修改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大行其道的。因实行全球化而建立起来的世界性社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阶层、通讯网络、市场关系和生活方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体现主权的每一个支柱——征税、维持公共秩序、制定外交政策和维护军事安全——中，这一点特别明显。
以征税为例。征税是突出民族国家权力的原则。然而，公司现在在一个国家生产产品，在另一个国家缴税，又在另一个国家要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们流动得也更加频繁。如果他们富了，他们会更加擅长挖国家的墙角；如果他们掌握了很吃香的职业技能，他们就会把这些职业安排到能谋取最大利益的地方；如果他们穷了，他们会去有利可图的地方。
跨国公司可以逃避内地税收部门的魔爪，而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的中小型企业成了输家。当压力施向它们时，它们不得不掏出更多的钱来。这的确是全球化的一种模式。输家不得不为一切事情付钱，而赢家却大发其财，逃避责任。
健全的福利国家最危险
但是，“失业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变得显而易见。经理人员可能把跨国公司的管理部门转到印度南方，而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欧洲由政府资助的大学学习。他们从来不考虑如何增加就业机会。他们一方面要求代价高昂的政治、社会和公民权利，一方面又破坏维持这些权利的政府财政。他们去戏院看戏，欣赏受到精心照管的美景。他们在犯罪率相对较低的欧洲城市尽情游玩，但是，他们以赢利为目标的政策却使得欧洲的这种生活方式濒临崩溃。当欧洲负担不起一个民主国家时，他们及他们的子女还会住到什么地方呢？
健全的福利国家面临着最危险的处境。它们不得不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提供法定的救济，与此同时，它们却失去了对税收的控制。公司要想摆脱困境有四次机会：第一，尽最大可能享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第二，承担各种补贴；第三，尽量减少税收负担；第四，使失业成本外表化。
对福利国家的压力不仅来自资金日益萎缩和开支扶摇直上的双重夹击，而且来自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本身不能满足需求。随着国家机制失去其约束力，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不再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富人不再需要穷人，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穷人的体力劳动。因此，要弥合他们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没有一种可以反映和规范这种冲突的框架机制。
不难看出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关于这种资本主义损人利己的游戏的争论已经重新出现，并越来越尖锐。单一民族国家对现代文化同一性、社会凝聚力和民主的发展一直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它的消亡，对许多人来说，一种新的可以使人类联合起来的形式还看不出，更不用说称心了。
全球化造成震撼的原因
关于全球化的辩论现在震动了公众，其震撼力是巨大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与本地就业机会的减少和迁移到工资水平低的国家密切相关。但是，还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具有经济为主这种意识的国家和社会特别感受到世界市场全球化的威胁。
第二，对于诸如法国或德国这样的其政府被过多的社会承诺缠住的国家，全球化时代意味着双重约束。由于经济发展避开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其社会后果——失业、移居和贫穷——便聚集在它们的福利“安全网”中
第三，全球化从根本上动摇了那种具有相同特征的、独立自主的、自称为联邦共和国的国家的自我形象。相比之下，英国曾经是世界帝国的中心，因此全球化能给它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
第四，全球化的整个历程和带来的挑战与围绕两个德国的统一的争论相抵触。这场统一戏剧迫使德国人陷入深思。问题是，在分裂了半个世纪之后，就其本身而论，“德国人”还有什么共同之处？看来，单一民族国家在各个方面都要失去其主权和实质内容：金融资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决定发展方向的权力、信息和文化政策、普通公民的特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