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中法交流贡献了聪明才智

【法国《费加罗报》１１月２９日文章】题：阿兰·佩雷菲特：动荡社会的
最好观察家之一（作者　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玛丽安娜·巴斯蒂德
—布吕吉埃）
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所有著作中，在法国和在国外获得读者最多的无疑要数
有关中国的书籍了。这个中央帝国、它的历史、它的现代变革对他来说有一种很
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一个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对一些世界性强国的
研究兴趣。他积极地将他的这种热情去感染别人，通过他的著作、大量的专题文
章、报告会和电视辩论会，把他对中国的认识、分析和评价传播出去。
说实在话，阿兰·佩雷菲特同中国的机缘首先是来源于一个知识分子和人文
学者的好奇心，来源于一种要对处于欧洲的另一端的这个世界有所了解的强烈愿
望。他不是一位汉学家，他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是汉学家。但是，他手头总是有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的材料，身边总是有不少助手和很好的翻译。他以丰富的历史
知识为基础，通过大量的阅读、观察、了解、研究、实地考察，以深刻尖锐的笔
触写出了大量有分析有见地的文章。他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的成功，取决于他
那种专注和钻研疑难问题的风格。
阿兰·佩雷菲特最早对中国的事情的关心，与他的一位后来成了东方语言学
校汉语教师的老乡和知心朋友——罗伯特·鲁尔曼有关。１９５４年，一个偶然
的机会使阿兰·佩雷菲特在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位旧书商那里发现了英国驻中国公
使马嘎尔尼在１７９３年写的一本书，从此使他有了写这个“停滞的帝国”的想
法。但真正使他决心研究中国问题的动因，却是他在１９７１年夏天率团对中国
进行的一次访问，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西方官方代表
团。１９７３年，他的《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一书出版了。
此后，阿兰·佩雷菲特不间断地关注着中国的事情。从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９
９年，他总共去过中国１８次。他经常对中国的时势发表一些评论，态度坦诚，
不存太多的虚妄幻想，但却表现出一种对变革努力的深刻同情。然而，那时候的
他还有一项更具历史意义的计划占据了他的时间：他想要出版一本关于马嘎尔尼
公使的书。
他耐心地在世界各大洲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搜集当时欧洲３０多位中国情况
的目击者留下的材料，翻阅了大量的没有发表过的文件，特别是查阅了很多重要
的中国官方同当时英国大使馆的来往信函，这些材料是以往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从
来都看不到的。在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阿兰·佩雷菲特写出了一部漂亮的
综合性著作，它既是一部惊险小说，又是一份人类学调查报告，既是哲学，又是
对不发达状况和文化封闭状况的一种政治性思考。该书指出，中国错过了一个向
现代化世界和平开放的机会。对于这部书，西方的一些专家指责书名不太合适，
说《停滞的帝国》似乎否认了中国革新的能力，否认了中华帝国不断发生的变化
，特别是否认了推动１８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原动力。但是，阿兰·
佩雷菲特拒绝了这些异议，因为他写的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内部历史，而是要促进
对各种文化前途的反思。他的这种对历史忠实性的尊重，也体现在他后来出版的
其它两部大的英文和中文的翻译著作中。这些著作永远是未来几代人的宝贵工具
。
他的考虑是要对中国各种事件的进程进行客观的分析，以便让西方舆论有一
个忠实的了解。他的最后的著作《中国已经觉醒》描述了中国人民重新获得的发
展。在这部著作中，他继续同那种“普救论者的空想”进行了斗争。他认为，每
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有的变革速度和方式，重要的是首先要知道是否有人愿意
同它进行交流。正是为了有益于同中国的这种交流，阿兰·佩雷菲特才热情地贡
献出了他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法国《解放报》１１月２９日文章】题：阿兰·佩雷菲特逝世
阿兰·佩雷菲特获得过许多证书。曾８次出任部长，与许多重要人物打过交
道，如与蓬皮杜、吉斯卡尔共事，见过毛泽东。他是一个“政治寿星”。他从１
９８３年起任《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并有一个绰号叫“温和先生”。然
而，这位戴高乐主义的保护人１１月２７日死于癌症。
这位小学教师的儿子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６日生于阿韦龙省的纳雅克，曾就读
于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他出任法国驻克拉科
夫领事。１９５８年５月，他加入了戴高乐派。他在１９５８年当选为塞纳—马
恩省戴派议员（直到１９９５年），１９６２年突然被任命为新闻部国务秘书。
１９６６年，他在担任普罗万市长一年之后，放弃了审查新闻的工作，出任
科学研究部部长。他在１９６８年５月任教育部长，但他很快就辞去了这个职务
。于是，他重返普罗万，在等候、旅游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爱好，那就是研究
中国，他因此在１９７３年出版了第一部畅销书《当中国醒来的时候……》。
他重新受到了重视。蓬皮杜在去世前几个月让这位毛泽东的颂扬者负责大肆
攻击共同纲领，并率领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参加１９７３年３月的议会选举。在
右派胜利后不久，他重新成为内阁成员，任政府改革和计划部部长，后来又任文
化和环境部部长。
１９７４年，吉斯卡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佩雷菲特和他站在了一起。他出
任巴尔政府的掌玺大臣，成为右派头号的强硬人物。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公开谴责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希拉克的“过激言论”。
１９９５年，他离开参议院，辞去普罗万市长的职务，但依然愿意撰写社论
。
他著有２０来部著作，其中有回忆录《戴高乐》，该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