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遗札成为珍贵的奇货

新发现的马克思逝世前给詹姆斯·威廉森医生的两封信，售价竟高达九千英镑。这不能不使人深有感触。
第一点感触是：马克思到六十五岁时，竟至受到七种疾病的折磨：支气管炎、胸膜炎、风湿病、疮疖、神经病、失眠症、肝病等。就是说，在常人应该健康之年，他的健康之糟、病痛之苦，却是那样出人意料！马克思在第一封信中，向医生描述了他一八八一年一月六日整天咳嗽不停的严重病症：“突然我的痉挛性咳嗽发作了，我喘息着，简直是在跟窒息搏斗着……不幸的是，我已经用完了吗啡，也没有了你给我开的任何止咳药，只是服用了一大汤匙（甚至比这更多的）强身剂。”
马克思晚年健康不佳，绝不是由于他体质本来就差。从青年时代到他三十一岁（一八四九年）流亡英国，他的身体一直很壮实。毁坏他健康的根本原因是此后长期的贫困生活和工作过度的劳累，例如，一八五○年上半年，马克思一家因付不起帐单，债主召来法警把他们赶出在伦敦的第一个住所。当铺成了他们家经常光顾的去处，马克思的大衣在一八五三年一年内两度进了当铺。马克思那时唯一有收人的工作是给《纽约论坛报》写一篇一镑稿费的论文，远远不能维持生活。结果是贫病交加，给马克思一家带来了死亡：到一八五五年，马克思五个孩子（一男四女）中，三个先后被贫病夺去了生命。到六十年代马克思的身体开始全面恶化，眼、肝、神经、气管等都出了毛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开头就说：“从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作为它的续篇的《资本论》，间隔达八年之久，原因就是多年的疾病一次又一次打断了他的工作。”马克思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事他的理论研究，并作出划时代的发现的。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他自己所说：“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马克思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只要回想一下，马克思为工人阶级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而他自己的工作却远远超过八小时，就可知道一斑。
第二个感触是：马克思这两封极普通的信，现在竟成了价值九千英镑的奇货。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百年来，马克思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巨大变化。由此也使人想起另一件事：马克思故乡特里尔市去年曾向伦敦有关方面提出，要求将马克思墓迁回他的德国出生地。
据传特里尔市的主要考虑是：如果该市有了世界著名的马克思墓，那末就能吸引更多的访问者，对发展旅游业极为有利。伦敦方面一口拒绝，还不无讽刺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你们德国把他驱逐出境，我们英国给了居留权。现在马克思有了声誉，你们倒想沾他的光——没有那么便宜的事！这件事同样反映了马克思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的极大提高。
马克思的地位和声望的提高，是与他的思想和学说日益深入和广泛的影响分不开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感受到他的影响。尽管形形色色的反对者对他的学说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和最苛刻的挑剔，但是连最极端的反对者也不能不佩服马克思的思想力量和对当代的影响。完全有理由说，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种学说有像马克思学说那样强大和持久的生命力。
（摘自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