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的眼睛（连载之四）

克格勃重要使命是对付国内人民
克格勃最重要的使命是在国内，即确保全国从加里宁格勒一直到堪察加半岛的安全。克格勃从它在莫斯科的总部密切监视着在苏联的外国旅游者、外国记者、商人和外交官的活动。这个组织在国内实行控制的主要工具是该组织的政治保安处，人们简单地称之谓“处”，这个处主管的各项工作中有一项是掌管全国的告密网。这个处同民警分开工作，同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当地警察平行工作的情况很相似。
一般苏联人主要是通过其工作单位的人事处直接感到克格勃的存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表面上是对申请工作的人进行审查和负责保卫，实际上还兼管人事，检查在职人员中有什么不满和反对情绪的迹象。他们甚至常常监督社交集会，以确保——比方说——工厂里举行的舞会上的乐队演奏不致变成政治问题的抒情演出。如果有某个苏联人有越轨行为，那么“人事”官员就可能把这个人找去谈话，也许还会把他的表现记到他的档案中去。英国的一位克格勃问题专家说：“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了错话，也许不会象在过去那样被关进监狱，但是他们的前程会因此而断送。”
然而，由于苏联是一个幅员有八百六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人口有二亿七千一百万，即使是效率最高的警察组织也会遇到种种后勤方面的问题。克格勃之所以能维持住人们以为它是权势极大的错觉，主要是因为苏联公民互相监视造成的。小学老师教孩子们尊敬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帕夫利克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在三十年代初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时，他由于向当地的当局告发他父亲庇护比较富裕的农民，他父亲因而被愤怒的村民所杀害。今天，很可能不会有什么苏联人会学习小帕夫利克的榜样，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公民准备充当告密者的角色。一个领取养老金的整天闲着没事的老太太可能认为，向当局报告任何一个样子象外国人的人在上班时间到她的公寓去是爱国者的义务。在一个仅仅是因为到黑市去一下就算违反了取缔黑市活动的法律的社会里，是人人自危经不起邻居或朋友告发的。在安德罗波夫时代，绝大多数的苏联人已不再害怕午夜有人敲门被任意逮捕，但是克格勃仍然在残酷地镇压“离经叛道”者。
六十年代以来，克格勃对“离经叛道”者采取了不同的惩罚：有的人被驱逐出境，如直言不讳的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九七四年被驱逐出境的；其他人在国内被送去流放，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德列·萨哈罗夫；还有另外一些人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如谢尔盖·巴托夫林。
从对宗教集团的控制中可以明显看出克格勃有着广泛的选择性。逮捕俄罗斯东正教神甫的事是很少发生的。拒绝向国家登记的新教徒，主要是浸礼会教友、圣灵降临会教友和耶稣降临会教友，则常常遭逮捕并被送去劳改。在信仰罗马天主教的立陶宛共和国
——在那里，逮捕教会人员可能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反感——自从一九八○年十月以来，已有三个神甫在可疑的情况下被杀害，其中一个是明显地被推到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卡车轮下压死的。数以千计没能获得去以色列的出境签证的苏联犹太人也是克格勃迫害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