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笔下的勃列日涅夫（五）

亲密的私人关系
我们的三次首脑会谈达成了许多重要协议，其中有关于限制核导弹的第一个协议、一九七二年的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协议。勃列日涅夫和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个人谅解具有同这些协议一样的重要意义。
在三十六年中，我所担任的职务可以使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进行研究，并对该运动的领导人作出评价。
一九四七年，我就证实了共产党想利用战争给西方造成的痛苦。
在七十年代，我同勃列日涅夫建立了继斯大林和罗斯福之后，美国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从未建立过的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
当我对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南斯拉夫进行访问时，我看到了共产党统治所取得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从其它共产党国家领导人那里，使我对苏联的所作所为有了更深的了解。
美国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总是摇摆于两种具有极端看法的派别之间。
一派是超鹰派份子。他们认为，在苏联人仍在欺骗人、弄虚作假，向他们能够插手的一切地方渗透和毫不容情地一定要征服西方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同苏联人保持任何关系。他们认为既然俄国人在威胁着我们，我们就不应同苏联人有任何文化及贸易方面的交流，也不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他们确信，这样，东方集团的经济必然就会崩溃，并因此而导致政权的崩溃。
另一派是超鸽派。他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保守的和一旦我们威胁他们，他们才会威胁我们的畏首畏尾的人。如果我们作出榜样，单方面削减我们的核力量的话，苏联人同样也会削减。
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提出用孤立苏联的办法促使苏联垮台是不现实的。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后果。冲突有时可以加强一个政权。相反，紧张局势的缓和又可能削弱这一政权。没有七十年代的缓和，团结工会可能永远不会在波兰问世。
苏联领导人是强硬的、冷静的和讲究实际的；他们懂得怎样争夺世界霸权。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维护西方的自由，并使苏联人明白，我们决心在这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一决心表达得越明确，我们所冒的苏联人要认真地考验一下这一决心的危险性就越小。
这一政策意味着要建立大国的军事平衡。这一政策可以使我们制止战争的爆发或防止造成没有战争的失败。在美国占有核优势的时代，军备曾起了有利于和平的作用。那时，一旦苏联人威胁我们，我们就可以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
——就像我们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所作的那样——而我们的对手就向后退了一步。今天在苏联人占有核优势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不可靠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