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笔下的勃列日涅夫（四）

严重的威胁 
然而，勃列日涅夫却没有要求决斗。十月二十四日，我们的情报部门获得了令人震惊的情报：苏联的七个空降师已进入戒备状态。不久，萨达特总统公开要求苏联和美国派维持和平部队去中东。显然，勃列日涅夫肯定支持这一建议，因为这可以使他重新确立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存在。接着，我们很快就获悉，苏联人正在对一些不结盟国家施展伎俩，以使联合国提出一项要求派一支美、苏混合部队去中东的决议案。
我给萨达特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注意让两个敌对的大国进入这一不稳定地区的危险。几小时后，我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份照会。他敦促我们同他一起派部队进驻这一冲突地区，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认为不可能采取一项联合行动，那我们将不得不单方面地采取适当的措施。”这也许是自十一年前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苏一美关系的最严重的威胁。
我召集基辛格和情报部门的首脑进行研究，以便对这种近于露骨的威胁给予坚决回击。我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命令我们的常规部队与核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十月二十五日拂晓，我们下达了部队进入戒备状态的命令。
我们的戒备状态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没有派军事部队。看来，寻求一项解决冲突的办法已变得有可能了。原因有二：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在核武器方面，我们略占优势；第二，他意识到，我们决心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保护我们的盟国。在十月战争期间，勃列日涅夫懂得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军事实力并决心利用这一实力的对手。因此，他退却了。
一九七四年，我在莫斯科再次会晤勃列日涅夫。他严厉谴责了以色列人。他坚决否认苏联人在发动赎罪日战争问题上对阿拉伯人施加了任何压力。我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到，他不愿冒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
勃列日涅夫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正象多勃雷宁对基辛格所说的那样，同所有苏联领导人一样，他“始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问题。任何会谈都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尽管他并未建议我们同他结盟，来共同对付他所称之为的“黄祸”。
在我们的第二次首脑会谈时，我对他说，他的担忧过分了。中国人的核力量至少在二十年内还不会达到使他们对苏联发起攻击的程度。他摇了摇头，表示怀疑。然后，举起双手，叉开十指说：“十年后，他们拥有的核武器将同我们现在的一样多。到那时，我们将取得新的进展，但是，我们现在应当使他们明白，这一切不能继续下去。”勃列日涅夫接着说，中国领导人生来就好斗，在毛死后仍将是这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