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回忆戴高乐（下）

但是，最重要的时刻是我同戴高乐将军进行会谈的十个小时。它的成就——我使用这个词是很有分寸的——是惊人的。能言善辩并有着务实主义冷静头脑的戴高乐将军像麦克阿瑟一样，并不总是正确的，但他经常是信心十足的。
我们首先谈到了西方的对苏政策。某些诽谤他的人给他打上了一个右翼人士的标记。
其实，他的实用主义使得他非常希望同苏联缓和紧张关系。他意识到苏联的威胁是战后欧洲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他确信苏联人是希望改善这种关系的。他解释说，因为苏联人传统上对德国的害怕心理被同中国问题的烦恼代替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使他们感到惴惴不安。他们懂得不能再同时和西方开仗。所以，我确信他们最终将选择一项同西方接近的政策。”
他接着说，“至于西方，我们会作出什么选择？除非是准备好了为拆除柏林墙而打仗，否则我们没有可接受的替代政策。为缓和而努力是符合理智的：如果你们不准备打仗，那就该实现和平。”
因为我就中国问题向他进行了提问，他对我说，“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他敦促美国不要“让它在愤怒中离群索居”。一九六三年，他表明了同样的意见，他的看法同我的看法相同。我对他说，在我们继续同苏联人进行谈判的时候，我也希望“为我保留着转向中国的可能性”。我还说，“十年后，当中国在核领域里取得显著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作选择的余地了。发展我们的贸易是至关重要的”。他同意这一意见，并且走得更远：“你们应该在它的发展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
在一九六九年二月的这次会见之后一个多月，我又一次会见了戴高乐。他渡过大西洋是来吊唁他的朋友和战友、三月二十八日逝世的艾森豪威尔的。我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会谈了一个小时。当我送他上汽车的时候，他请我向艾森豪威尔夫人转达他的敬言和同情。他没有流露出伤感，但是，我从他的声音中感觉到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友谊和尊敬是牢固的，艾森豪威尔的逝世给他带来的痛苦是深重的。
此后我没有再见到过戴高乐。在他引退的时候，我亲自给他写过一封短信，邀请他到华盛顿来，并对他说，“很多的城市和州都将因为你能把它们列入你的访问日程而感到荣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