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岁的新中国（五）

但是，今年日本向大连的投资在大幅度减少。由于日本经济萧条、消费低迷
，单一的加工出口型企业“把国内的工厂搬到中国”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
另外，考虑到要面向中国的国内市场，开发区正在实施产品结构向内销型转
变，但由于中日双方在商业运作习惯上的差异，这项工作不时遇到困难。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日元升值掀起的日本企业的投资热，一度使大连经济
如火如荼。然而，目前面对无情的经济规律，大连正经受着新的挑战。
防止清廉受腐蚀（记者当间敏雄发自北京）
在北京市中心靠近王府井的再开发区，为使工程能在庆祝新中国成立５０周
年的国庆节前完工，工人们加快了建设大楼的步伐。现代化楼群的玻璃折射着夏
日阳光，光彩夺目。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戴主任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逮捕和起诉
北京市领导人陈希同，这表明了我们反对贪污和腐败的坚定决心”。
１９９５年４月上旬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因贪污受到追究而自杀。王宝
森自杀事件牵出了使全中国都感到震撼的这起大贪污案件，同月２７日中央做出
决定，撤换市委书记陈希同。
这起贪污案件很复杂，牵扯的人员多达数十人，其中包括陈希同的秘书及财
政局副局长等人。
但是，对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的调查很慎重，到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１日
才宣布对他判处１６年徒刑。政治局委员被判刑，这是对已故江青四人帮进行判
决以来的首次。政治局委员因贪污罪而服刑，这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首次。
戴主任说，对陈希同判决的意义在于，“一切都是根据有关法律严格追究责
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表明了党中央和政府着手铲除贪污和腐败的坚定决
心”。
对党内干部的腐败行为抱有危机感的中国当局，像每年一样开展了反腐败运
动，以谋求使国民恢复对它的信任。
检察当局１９９８年立案的贪污案件达到３５０００件，大大超过了１９９
７年之前的５年中年均２万件这一数量。
此外，因贪污而偷工减料的工程也很多。在今年３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上，代表还提出了很多因去年洪水而暴露出来的堤坝“豆腐渣”工程问题。
政府果敢地与贪污和腐败行为展开了斗争，并禁止军队从事经商活动。
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彻底根治腐败结构的病根，这种体制是很容易使“
职权”与“特权”相互勾结的。
与腐败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曾作为一个清廉的党而在内
战中获胜，从而使新中国得以诞生。正像戴主任所说的那样，“自建国之后进行
三反五反运动以来，反腐败斗争一直是我们下大力量实行的政策”。
女性的权利（记者浜谷真美发自北京）
“天和文化发展中心”是北京市的一个婚姻介绍所，这里吸引人之处就是，
会员可以通过电脑来寻找自己喜欢的对象和约会。
该中心是１９９２年成立的。主要是为高学历的男女牵线搭桥。成立这个中
心的起因是，对北京年轻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有４０多万名单身汉。该中心
的郑主任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恋爱、结婚和生育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这也是
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由于高学历化，以及改革开放的实施，人们结婚的年龄
越来越大，理想也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生活范围受到工作关系的局限，人们约
会的机会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婚姻介绍所应运而生。
目前，北京市内有２００多家婚姻介绍所。在这家老字号的婚姻介绍所登记
的人数为１.７万人，该中心的成婚率达到３０％。据说，每到周末来这里的人多
达二三十人。男性多为３５岁前后，女性大多是２３至２８岁。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中国就制定了婚姻法，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
建国后，毛泽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也在制度上被体现出来了。据中国妇
联的统计，１９４９年在从业人员中，妇女所占比率仅为８％，而如今已经达到
了４６％。在去年全国人代会上，妇女代表人数占到２２％，其中还有两位女部
长。
不过，虽然中国妇女进入政界的比率要比日本高，但距离“半边天”还有一
定的距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陶会长说，“并不因为新中国，妇女的权利就
自然而然地得到了保护”。中国女学者也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使男女获得了
名义上的平等，但实际上还存在着与现实相背离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农村贫困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一般家庭都让家里的男孩上
学，而女孩则要去劳动。中国每年要扫除１００万名女性文盲，但另一方面，每
年又会出现３００万名新的女性文盲。中国不识字人口的比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１６％，而女性不识字人口占女性总数的比率则达到了２３％。
受教育水平低，导致贫困状况出现恶性循环局面。为此，妇联的目标是，在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０年期间，使１００万名妇女脱贫，并在２０００年之前使
９０％的１５岁至３０岁的女性都能读书写字。
在城市中也能见到上述那样的情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过剩问题
显现出来，于是“让妇女回家”的呼声日益高涨。（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