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０岁的新中国（三）

去年１０月“长江学者计划”公开时，舆论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称这些特
聘教授是“建国以来薪俸最高的教授”。
代表北大方面负责上述计划的校长助理陈先生说，校方会尽量帮助特聘教授
解决后顾之忧，使他们专心致志地埋头科研工作。
中国科技大学外办主任杨教授说：“留学归国人员会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
极因素。”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确保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建设。不仅是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也已推行利用优厚待遇吸引留学生归国的计划。
在过去的２０年里，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教兴国”看上去也实
施顺利。然而，实际上中国科学界为此付出过十分艰苦的努力。
中国科学的起步是在中苏保持友好关系的５０年代。当时，中国发展科学采
取的是“苏联模式”，即把重点放在国家计划下的军事和重工业上。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在新中国诞生后很快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在组建时参照
了苏联的科研核心机构的结构。同时，实施高等教育和进行科研的大学，过去都
是专业院校居多而综合大学较少，这也可以说是“苏联式办学”遗留下来的痕迹
。
始于１９６６年的“文革”，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科研上的差距拉大。
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工厂和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据１
９９６年出版的《科学技术黄皮书》说，在政府研究机构的教授中，４０—４４
岁的占４％，４５—４９岁的占８.６％，而５０岁以上的则占到７９.９％。
也许因为国情不同很难进行简单比较，不过也不妨在此提供一个数据：日本
的国立大学的正教授，年龄在４０—４４岁之间的占４.９％，而在４５—４９岁
之间的占１９.５％。相比而言，中国确实缺乏４０—４９岁的中坚力量。中科院
院长路甬祥回忆道：“文革期间是科学处于混乱和停滞状态的时期。”
经过一番曲折，科学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１９７７年中国共产党提
出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国策，科学技术重
新受到重视。
１９８６年３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等四位著名科学家，面
对高科技日益发展的世界趋势，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必须赶上世界尖端技术水平
”的建议。“八六三计划”由此产生。直到１９９５年中国一直在实施这项旨在
加强生物工程、太空、信息、激光等７个科研领域的建设、使之具有世界领先水
平的计划。现在该计划已更名为“超八六三计划”，研究领域更广、更深。
在可被称为高科技象征的太空领域，中国取得了长足进展，有人预测说，中
国将继美俄之后成为实现载人太空飞行的第三个国家。
除进行大规模的科研活动，中国也开始致力于电脑技术一类的产业型高科技
开发，这是为了顺应发展经济的“时代要求”。进入９０年代之后，研究机构从
事企业经营的情况不断增多，比如北京大学出资创办了“北大方正集团”，中科
院则创建了“联想集团”。这样做是为了让科研成果直接与经济挂钩。
中科院从今年开始出台新措施，把下属的１２３个研究所调整为８０个，让
一部分研究人员到下辖新企业的开发部门工作。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项
论断在今天依然不容动摇。不过要建立不依赖技术进口的强健的经济，“重视基
础研究”非常重要，虽然基础研究看来不是捷径。
日本科学技术厅汇总的世界各国研究开发活动调查报告说，在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和试验研究三个领域当中，具体到中国，基础研究所占比例是５.７％，相
对于法国的（基础研究比例）２１％、美国的１７.３％和日本的１４.３％，中
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显得太少。这种偏重经济利益的做法能得到多大改变，将
是对未来中国的考验。
“绿色革命”的大连（记者当间敏雄发自大连）
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文革”，使得大连的经济陷于停滞
状态，１９８４年被指定为沿海开放城市后，大连的经济重新得到发展，现在的
大连正不断涌现高层建筑。经济停滞与繁荣发展、现代化的街景和日本占领时期
的建筑，都在述说着大连那悠长的历史。
日本贸易振兴会大连事务所所长薮内正树说：“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对大连
怀有‘乡愁’，自从它被指定为开放城市之后，日本企业纷纷来此投资。”相比
而言，其它沿海开放城市的起步则是靠吸引华人和华侨资本。
大连较早地恢复了日语教育，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这为日本企业前来投资
奠定了基础。
早在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前的１９６４年，由于周恩来总理富有预见
性地指出“将来中日关系会很重要”，于是在大连就诞生了日语专科学校（现在
的大连外国语学院）。目前，这里开设了英文、法文等６个语种的课程，其中日
本语学院的在册本科生就有７２０人。作为从事日语教育的机构，这里的规模首
屈一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