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徒报》记者雷迪谈访华观感

说中国发生了许多毋庸置疑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着活力；现在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如何完成家际上的另一场革命
【《印度教徒报》十月二十一日文章】题：解放的第二阶段（记者：Ｇ·Ｋ·雷迪）
我于一九五三年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并在北京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第二年，我作为在中国革命以后的第一个印度报纸记者被派驻北京。八个月以后，我离开中国去采访万隆会议，目睹了共产党中国和印度一起，作为反殖民主义的斗士第一次登上亚非舞台的历史性事件。
相隔二十七年后，我今年再次访问了中国。即使是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显著进步走马观花地看一看，那也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事。虽然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一些方面仍然保留着过去的痕迹，但是由于发生了许多毋庸置疑的变化，它现在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中国几乎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充满着活力，人们纷纷忙于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
虽然中国人遭到过一些可怕的挫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成功地保持着社会主义改革的势头。中国革命由于伤害了它自己的一些儿女而遭受了损失。在五十年代初期发动了三反和五反运动之后，中国这个新社会发生过一系列动乱，最后导致了令人讨厌的文化革命，使中国陷入了极其混乱的境地。
新领导通过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说，从而明显消除了上述不幸后果，并恢复了已经失去的革命精神。过去中国人对人总带着虚伪的自负，有时甚至表现出傲慢态度，现在他们显然已经变得谦逊了，愿意承认错误，希望吸取别人的经验，而且不想提出不切实际的说法来掩盖过失。
现在，他们十分强调要进行有条不紊的改革，而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冒进。
总的来看，中国人的衣食都比以前好多了，不存在类似歧视这样的明显的不平等现象。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而它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养活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这个重大的问题。
中国的货币价值稳定，通货膨胀率很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合理，工资制度具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可以促进提高生产率以及增加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当然还有许多消费品短缺，但是没有严重到足以引起广泛不满的程度。
总的气氛比以前要轻松多了，人们感到他们可以自由地议论问题。但是，最近的变化丝毫没有削弱国家的制度和政府的稳定。
在文化革命的恶梦之后重建法制，规定在没有充分证据和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不准随意逮捕和拘留人的适当保障，消除了人们对重新遭受政治迫害的担忧心情。
不搞个人迷信这一点在天安门广场看得最明显，广场的一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巨幅画像，另一侧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毛的画像挂在广场前面的城楼上，孙逸仙的画像则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邓小平、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像，甚至国庆节，在北京也见不到他们的像。新的领导人现在奉行着这样一种明智的政策：除了与毛晚年的政策决裂外，既不诋毁他，也不对他的继承人搞崇拜。
在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后，中国看来已经经历了解放的第二阶段，这有助于重建某些失去的道德标准，恢复人们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计划的情绪。人们都明白，重新强调平衡发展的目的，基本上是为了通过扩大和加强国家的经济基础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目前政策中得益最大的，是约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八亿农民。中国青年对这种新的政策也很热情他们显然是代表了革命后的一代人。
中国十万个农场和公社的农民，现在可以自由地确定他们的劳动方法。他们恢复自留地，发展副业生产，鼓励竞争以及通过把农业公社逐渐建成农工中心来使生产多样化。
把报酬同生产力相联系，提高收购价格以及提供化肥、灭虫剂、电力和农业机械等基本物资的政策，结束了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局面，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现领导除了解决粮食问题以外，在比较注意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发展工业或工人的权利。
目前，中国正在发展各种工业，以便为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机会，而不是把力量都集中在大型企业上。
中国仍然在大力消除文化革命遗留下来的阴暗面，避免在改正过去错误的过程中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目前正在执行一项教育青年的应急计划，以便缩小技术上的差距。数以万计的有前途的青年正被送往国外学习先进的东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再搞一次大跃进而又不冒带来更大破坏的风险的大国来说，与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结构是太不相称了。除了电力、运输和电讯联系不足之外，中国不仅要为十亿人提供粮食、衣服，对他们进行教育以及为他们找到有报酬的工作，而且还必须解决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要把一个已经尝到消费主义甜头的社会拉回到极端节俭和作出自我牺牲的时代，不管采取什么强迫性措施，那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因此，新领导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不仅要鼓舞和保持十亿人民的士气，而且还要让他们再次满怀信心努力参加建设。这需要作出艰巨的努力，既要坚定也要富有同情心，既要实事求是，也要富有想像力。
现在，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将如何完成实际上等于是另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