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代价高而放弃改革代价更高

【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８月１３日文章】题：改革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放弃改革将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副题：苏联的经济改革和中国的经济改革都在为各自遇到的问题而烦恼
对比是令人惊讶的。在中国的城市里，所有比较宽阔的街道上都有农民在出售他们的产品。蔬菜市场数公里长地占领了北京东直门大街过去宽阔的，而现在变得太窄的人行道，找到了长安街这条东西轴心旁边的空地和商品销售面积，并且纵横交叉地遍及这座９００万人口城市的住宅区。
而向国营商店提供的农产品品种则少多了。农民以被人为压低的价格只向国家提供按合同规定的数量。
谁有将农产品直接运到市场上销售的机会，谁也就把产品运到市场去了——从而助长了物价的上涨。
在莫斯科则相反，人们必须寻找市场。如果个别女农民在高尔基大街上出售西红柿，价格也会使买主的脸色变得与昂贵的西红柿的颜色差不多红。一名亚美尼亚商人在首都的大门前粗暴而又巧妙地教训一位女顾客：“如果我不需要提供樱桃，我也会坚持同国营商店一样低的价格。”因为国营商店没有樱桃。
由于苏联商品供应还始终不足，苏联的储蓄额上升。国家统计委员会副主席布洛夫估计，到８月初苏联的储蓄额已高达２８００亿卢布。
一旦可以买到更多的消费品，“被推迟的需求”必然会推动通货膨胀：因为到那时，苏联的经济也还具有对卖方有利的市面的特点：出售的商品也找得到销路，几乎以任何价格出售。
拥护改革的戈尔巴乔夫顾问阿甘别吉扬总结说：“可惜苏联的多数家庭没有享受到改革的物质好处。”把６月底党代会上许多发言者的批评性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官僚主义者仍然控制着经济；对居民的供应没有得到改善；产业工人从迄今为止的改革中根本没有得到好处；由于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负担，正在引起高得难于忍受的一系列国民经济开支；自集体化运动以来，农业从来没有再达到１９２７年的生产效率。
中国有一个独特的根本问题（在苏联不存在）：约８０％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农业对足足占２／３的中国人来说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要充分地和首先多方面地养活占人类１／５的人口，农业的生产率还不够。
苏联有不同的忧虑。由于较高的、当然也受到官僚主义管理混乱阻碍的农业机械化和已经非常先进的城市化，加强田地的经营几乎不会导致对社会构成威胁的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约１８００万经济官僚主义者不应作为竞争者出现，他们的工作岗位在今后１２年分权和将责任移交企业的过程中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