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西德经济的发展（下）

这些变化解脱了束缚德国人民手脚的桎梏，使他们能在新的经济解放中大显身手。现在他们能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他们唯一的社会财富——几十万熟练工人——重新开动工业机器。
自由市场新体制的关键是“刺激”，它是一股动力，推动着企业的车轮重新滚滚向前。由于有刺激，鲁尔区的钢铁企业家修复并点燃了他们的大型高炉，工人重新埋头苦干，银行家和投资家为恢复和重建鲁尔区的工业提供了资金，尽管市场银根很紧，小店主还是把消费品重新摆上货架。
在短暂的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战后新兴的德国正沿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前进，它发现有无限的“生存空间”任其发展。它用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机床、机车、重型工程设备、机器、发动机和其他出口商品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商业桥头堡，这比希特勒用几百万军队对欧洲、俄国和非洲进行的失败了的军事征服所建立的桥头堡更加稳固和持久。
主要工业大国在与中东产油国的贸易中，只有西德一家一直保持顺差。尽管西德每天消耗的燃料和能源中百分之七十五是依靠波斯湾的石油，但它已经卸掉了压在肩上的经济重担，因为它向石油输出国组织出口的产品所赚来的美元已超过了它从中东源源不断进口的石油所要支付的美元。
西德之所以能保持这一贸易顺差，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技术先进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它在欧洲市场上与欧洲对手的竞争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现在西德已成为世界第二号贸易大国，即将赶上头号贸易大国美国了。在外地主阿登纳
阿登纳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一个具有坚强信念的人，有令人惊异的洞察力。
由于给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以采取行动和制订政策的自由，一个双层体制开始形成：在上层，阿登纳及其亲密的顾问班子主要掌管联邦政府的政治事务以及同盟国高级专员的关系，而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享有完全的自主权。
阿登纳一方面加班加点处理政治和外交事务，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实际上扮演一个在外地主的角色。他并不过问经济事务的管理工作，他不打扰他的“佣户”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的具体工作。然而他以政治红利的形式收地租，这种红利随着西德的经济恢复开始迅速加快而增加。全世界报纸对令人惊异的经济恢复给予越来越多的注意，这反映了阿登纳的威望和受到的钦佩。到五十年代末，德国报纸常常把他称为‘‘“俾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总理”。
如果说，阿登纳是站在国家航船和驾驶台上的船长，自豪地把船开回大西洋大家庭的港口，那末艾哈德就是甲板下面轮机舱中的司炉。他不断添煤，使航船得以“全速前进”。西德同中国的关系
在一九六三年，德国高级工业家代表团对红色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访问开始了。这次访问是由德国工业联合会东方委员会组织的，目的是探索西德进行东西方贸易的现实可能性。
由于德国出口方面的这种令人鼓舞的前景，波恩政府立即采取步骤，同红色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企图通过谈判同北京签订一项贸易条约。在瑞士的伯尔尼举行了秘密会谈，但是后来发生了越南战争。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到了华盛顿。约翰逊总统明确地表示，如果西德坚持同美国在越南的敌人的盟国红色中国做生意，西德将会牺牲它同华盛顿的特殊关系。艾哈德总理中断了同中国人的会谈。
波恩政府不得不等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突然访问北京以后才同红色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赫尔穆特·施密特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进一步突出了波恩同北京之间在经济方面的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毛泽东主席同施密特进行了时间特别长的会见（历时一小时四十分钟），两人首先讨论了对不大出名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黑格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看法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战略。但是施密特同邓小平副总理在五小时会谈中详尽地探讨了西德和中国之间今后的经济关系的具休内容。
德国工业家相信，在获得中国对生产资料和技术的最大部分订货方面，他们的地位比其他国家、尤其比日本和美国优越。这种看法的根据何在？
从地理上说，日本离中国最近，并且是它的头号贸易伙伴。但是在目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停顿的阶段，日本的竞争地位是会改变的，因为日本并没有为中国任何工业化计划提供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机械工程设备和重型设备，而这些设备是德国的专长。
在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生产的种类和范围方面，美国比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些产品都是为高级工业市场设计的。此外，美国人没有德国人拥有的那种背景和经验，也没有象德国人那样对目前中国的市场进行过调查。最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金额比德国多，但是这种贸易有百分之八十是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和棉花。
如果中国着手执行一项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它必须同最能提供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标准方面具有竞争力的货物和劳务的国家做生意。看来最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西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