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记者访问我国农村见闻：《中国的农村在变化中》

【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八日连载文章】题：中国的农村
在变化中（作者：丹藤佳纪、釜井卓三）
在中国科学院的安排下，不久前我
们访问了农业现代化的先进县——湖南
省桃源县和黑龙江省海伦县的农村。这
两个县的农村，从土地的耕种到家畜的
饲养，都彻底实行生产责任制。另外，
在贯彻“农业致富”的奖励政策以后，在贯彻
甚至出现了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农
户。桃源县距离湖南省会长沙二百二十
公里。桃源的气候很好。我们去访问的
时候正赶上农忙季节，既要收割早稻又要为晚稻插秧，人手感到很缺。到处可
以看到全家出动干活的情景，甚至学龄前的儿童也帮着父母干活。
看来，这种变化是对人民公社实行
了根本改革的结果。在桃源县的几个人
民公社里，尽管劳动方式和分配制度有
所改变，但是，耕地以及拖拉机等大中型农业机械仍归集体所有。出现了新的田园风光
在桃源县，经过部分承包责任制、小组承包责任制等阶段以后，去年全面改为包产到户。这样一来，便消灭了大家按生产队干部的命令进行集体劳动的情况，恢复了连孩子也干农活的情况。只是，由于各地的条件不同，承包责任制的内容也千差万别。
普遍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劳动热情有了飞跃的高涨，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的确增加了。农民特别关心新品种和农业技术，这也是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结果。
但是，也不是说一切都好。由于田地的地力不同，离家远近不同，分配各户承包土地的工作相当困难。也听说过农民互相争水的事情。关于农忙时找帮手的事，有的农民说：“与其找近处生产队的外人，不如找远处的亲友。”摘掉了集体的面纱，露出了“个体”，改革收到了成果，但如何引导这种“个体”，乃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轻骑从农村开始普及
轻骑，在北京也算是稀有的交通工具，可是在我们访问黑龙江海伦县时，在一个星期天，却看到轻骑在奔驰。于是我问向导：“在这样的农村，为什么也有轻骑呢？”他回答说：“因为农民富了，而且农村交通不便，所以优先配售给农村。”我顺便打听了一下有多少辆，得到的答复是该县有三百多辆。
在“自行车王国”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仅仅是在三年前才看到一般市民骑上轻骑，当时人们曾感到吃惊。在北京，虽然轻骑增多了，但是在自行车的洪流中，还是屈指可数的。轻骑在海伦县如此普及，可以预料，中国的摩托化，恐怕将首先从农村开始。
正如当局人士指出的那样，普及轻骑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靠搞多种经营增加收入
桃源县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家四口人，夫妇俩，加两个孩子，孩子都在上学。他们种着四亩水田，二点八亩大豆，一亩棉花，一亩花生，一亩苧麻，利用两亩池塘养鱼。此外还养猪、兔和鸡。据说，光养鱼一项，一年就收入二千元。农业收入是一千二百元，加上其他副业收入，去年现金收入在四千元以上。实行包产前的一九八○年收入两千元，因此收入增加了一倍。
据湖南省当局人士说，年收入在二千元左右的农户很多。另外也听说去年第一次出现了年收入突破一万元的农户。象中国的报道界所报道的那样，在农村的确兴起了建房热潮，这反映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海伦县，草房在逐步为红砖房所取代，农村的住房在发生着根本变化。农业技术革新是课程
现在出现的轻骑热和建房热，可以说清楚地表明了农民争取提高生活的积极性。他们现在刚刚开始在经济上变得富裕起来，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最近，农村大办婚事也说明农民开始富裕了。今后的问题之一是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使收入增加的承包责任制促进生产的发展。
农民口袋里的现金，是否能够不只用于消费方面，而用于农业技术革新，乃是解开问题的钥匙之一。新型干部
在搞农业现代化试点的桃源县和海伦县，我们看到了既能说又能干的干部。干部在发生变化。接待我们参观的干部，坦率地介绍情况，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在座谈会上，中国方面人士表现出来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过去所见不多的。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专家
在中国确实出现了新型的干部，他们既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常见的那种“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也不是文化革命后复职的那种干部。
选拔人才，进行新老干部交接班。在现代化试点县，有一位副县长专门抓农业。他们都是些使人感到朝气蓬勃的人，而且他们都是解放后从农学院毕业的专家。过去，县长一级的干部，都是当过八路军或新四军的游击队员。在试点县，这种人很少见，即使有也不多。试点县，不仅有掌握知识的专家，而且有由专家组成的最高级领导集团。试点县的特点之一，就是有两手沾满泥巴的大学教授。黑龙江现代研究所生态研究室主任李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住在生产大队的简陋的宿舍里，和农民促膝谈心，试种牧草和甜菜。李教授受到了农民的尊敬，自豪地埋头工作。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新一代学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