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地狱（上）

日军在中国东北究竟干了些什么？当我回忆起自己作为一个宪兵亲自参与了那些在人道上不能容忍的罪恶行径时，就觉得惭愧、战栗。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我得到要我参加“军事秘密工作”的命令，第二天，我被派往四平。
日本陆军省直辖的陆军化学试验所满洲派遣队，驻扎在四平西郊约一公里处，它的伪称是关东军防疫供水部，是石井细菌部队的前身。这是一所强占来的中学校舍，四周有多层高压电网，在这里进行的是惨无人道的毒气和高压电流的杀戮试验，残杀中国人。我们宪兵的任务是负责看守送到这里的中国人，并帮助进行试验。
我们分乘两辆汽车，穿过车站前的广场向货物仓库驶去。在仓库前，一节有盖的铁罐车停在黑暗之中，二十几名警卫在四周警戒。守备队运输指挥官和田中商量些什么之后，一名士兵拧断了门上的铁丝，门咣地一声拉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中国人，他们的双手被麻绳反绑着。
我叫了一声寺内上等兵，然后抓住这些中国人的手和脚，象装木头似地一个一个地扔进卡车。他们的肚子和脸碰到卡车车箱上，不时地发出“哎哟！”的叫声，有的被摔得昏死过去。高尾伍长上到车上，把这些中国人象装木材似地交叉码起来。
“嗯！一共十五根”我点头确认后，盖上苫布，一屁股坐在上面。汽车开动了。
两辆卡车一直向西驶去，到试验场时，开始下起小雪来。
寒冷使堆放在卡车上的人们苏醒过来。临时建成的拘押所阴冷潮湿，我们把这些居然还活着的人们象装行李似地硬塞进房间。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见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正站在走廊里和田中说话。一个是年近五十、驼背的试验场场长安达，另一个是副官军医。
谈话结束，田中走到我跟前，小声地命令道“拖出一根来！”
就这样，上午和下午各拖出了一人。
那天早晨，我打开拘押所的门，被监禁的人们有些胆怯地向后退，相互挤在一起。右边一个人动了动，我伸手抓住那个中国人的衣领往外便拖。“起来！”我用脚踢他的腰。他忍着痛无声地站起来，满腔怒火的大声说：“喂！日本鬼子，你要把我怎么样？”声音在拘押所里回荡。
“放什么屁！”“我从侧面抬腿朝他肚子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唉哟！”那个中国人踉跄了几步，差点跌到走廊里。
“快走！”我象野兽般地扑了过去，用白布蒙住他的眼睛，从后面推着他的腰跟着军医走去。
我们走进了一座大建筑物，上面挂有一块写着“第一试验场”的小木牌。这里站着几个军医，不一会儿，在驼背安达的指挥下，这些军医都站到了各自的位置上。
“喂！宪兵，快把那家伙绑到帐篷里去！”这是驼背安达充满杀气的声音。于是，我在两名军医的协助下，把受害者硬推进设在礼堂中央有五米见方的双层帐篷中。帐篷的中间埋有一根直径约十五厘米的圆木桩，上面散乱地放着一根崭新的麻绳。我同军医一起把这个中国人绑到木桩上，然后取下遮眼的白布走了出去，帐篷的门立即关上了。
帐篷的入口处有一根充满毒气的铁管，一名军医的手正放在这根铁管的开关上，准备随时开启，其他军医手里拿着怀表和笔记本。
“行啦！”驼背安达说。负责放毒气的军医的手不停地转动，铁管里的毒气犹如一条毒蛇，通过不断摇动的橡皮管，响着令人可怕的声音冲入帐篷。
一分、两分……军医们通过玻璃窗观察这个捆在木桩上的中国人。只见他双目紧闭，在毒气充满帐篷的一瞬间，他开始痛苦地拼命挣扎，绑着他的大木桩象是要断裂似的。
不知毒气从帐篷的什么地方漏了出来，我不觉“啊！”地一声闭上了眼睛，这是一种催泪毒气。帐篷中隐隐约约传出了悲惨的叫声，五分三十秒，他的头终于无力地垂在胸前。安达命令关上毒气。军医关上毒气后随手打开了抽风机，不到五分钟、帐篷里的毒气就已排除干净。
耷拉着头的中国人还在微弱地呼吸，麻绳已勒进手腕和腿部的肌肉，鲜血淋漓，怎么也解不开，当我最后解开时，他叭嗒一声倒在地上，我将他倒拖着拉出帐篷。这时，军医们象一群嗜血成性的饿狼围了过来，用手电在他的眼、鼻、口上乱照，用听诊器在胸前听。忙乱了一阵后，军医长看看自己的记录，然后对驼背悄声说了些什么。之后，军医给那人做人工呼吸，尽管三个人轮流做了半天，他仍然没有苏醒过来。
这时，安达又喊叫起来：“第二实验！”于是，又把这个濒死的中国人放回到帐篷中，进行另一种毒气试验。这个“第二实验”用的是一种窒息性毒气。这次，不到两分钟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你们在那儿磨蹭什么，还不快抬到解剖室去！”驼背嚷了起来。于是，军医们把尸体弄到担架上，由两人从后门抬走了。
这种惨不忍睹的野蛮试验每天上、下午各进行一次，一共持续了十天，它夺去了中国人民多少宝贵的生命。但是，嗜杀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在第二试验即将结束时，又用卡车从火车站运来了三十名中国人。
不久，第二试验又开始了。场内放着二十个长一点五米、宽一米、高七十厘米的大铁箱，每个箱中都仰放着一个中国人，用铁链锁着，身子一动也不能动。（摘译自日本出版的《三光》一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