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评论中国的经济政策

鲍大可说中国目前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谢纳利说中国经济增长率要提高就须大力加强出口和加快改革经济体制；盖·约翰逊说，中国应增加对农业技术的研究
【香港《大公报》六月二十五日文章】题：远方朋友的话
鲍大可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最主要的政治科学家。他出生在上海并在上海长大。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和美国在亚洲的政策。
他评论中国的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说：对于任何长期观察中国的人来说，中国六十年代的闭关自守政策与现行政策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对外经济开放，已是被强调的长期政策。正是一九七八年刚刚开放的时候，我对中国执行这一政策缺乏现实主义感到遗憾，因为它在短时期内做得太多。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克服了这一缺点。中国目前政策是非常正确政策的继续。中国在进行对外技术合作方面所采取的各种灵活政策和方法，是我几年前没有料到的。目前中国在借外债方面表现谨慎是好的，金融和商业信誉是高的，但我们这些长期观察中国的人都认为，中国目前在借外债方面太小心了。
自一九七○年以来一直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发展政策的副行长霍·谢纳利，曾去中国作过详细考察。他认为，从中国所拥有的技术和所得到的技术方面看，在发展中国家里是独一无二的。世界银行对中国的工业和农业技术在十八个月前进行了一番研究，感到中国的技术效率比他们原来的想象要高得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设计产品使之符合价格在很多方面是有创造性的。但中国有很多产品不能出口，原因就是出口产品的设计不适合世界市场，虽然技术很高，但不注意消费者偏好，出口效率是低的。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垂直型的经济体制造成的。
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体制的僵硬状态。中国虽然在最近这几年增长率不会太高，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比如说一九八四年后，增长率应当能超过百分之六、百分之七。但这需要在两方面加强工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出口；另一方面应加快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国内价格体制，使价格与成本相适应。这样，国内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商品就可供出口用，而高于国际市场的就不应当出口。如果要给企业负责人更多的责任，制订生产计划，对市场作出反应，那么中央机构向他们提供的关于市场情况的信息应大大增加。
盖尔·约翰逊是国际上知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关于发展中国农业的独特建议，使不少中国学者感到震动。他对中国提出的论文中没有更多地对农业技术交流发表意见表示遗憾，因为农业技术是重要的。他建议：（１）中国政府应增加对农业技术研究的支持；城市知识分子也要增加对农业研究的关心程度。（２）增加农业高等教育，而且要派人到外国去学。中国派到美国去学习农学的学生比例太少了。（３）应尽可能使人们广泛接触到外国科学技术杂志，大量翻译农学方面的有用资料。（４）加强与外国主要农业研究机构的联系。过去二十年中成立了许多农业研究的社会团体，中国参加有很大好处。
总之，他认为，在农业部门大量引进实物资本是不需要的，重要的是大力提高农业的智力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