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报》文章《访晏老》

【香港《中报》五月十五日文章】题：访晏老（作者：李又宁）（香港《中报》编者按：晏阳初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平民教育家。一八九三年出生于四川巴中县。青年时代他就献身于平民教育。本文是作者最近对他的访问。）
一月七日下午三点钟，我驾车往尔文顿村。不到半小时就到了。这村幽静清洁，面对哈德逊河。房屋多很别致，饶有风味。显然这是中上阶层的住宅区。
晏阳初先生的女儿群英女士的家，是一座黄色两层楼房。她来应门，领我们进客厅。
她招呼我们坐下，说：“爸爸一会出来。今天我在家，他多休息一会儿。”
我们随便闲谈。承她告：夫婿在城里办公，长公子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院，次公子在布朗大学读书。
大概十分钟过去了。群英女士站起来，朝过道的另一头望了望，说：“爸爸，你还打领带，不用打领带了。”
又过了一、二分钟，走道里有轻轻的脚步声。我站起来，迎上去跟他握手：
“晏先生，久仰你，你好清健。”
他笑眯眯，好慈祥，不秃头、没有长须、不用拐杖、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腰背挺直。
我说：“晏先生，今天见到你身体这么清健，倒想跟你学学养生之道和做人的道理。”
晏先生说：“我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养生之道，恐怕一般读者不会有什么兴趣。我们随便谈吧！
“我是注意宗教的，你大概知道。但是，在个人做人方面，我们祖宗的教训，孔子、孟子，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丑岁启蒙，十岁，四书、五经都读完了。本来是准备去考试，因为科举废了，就去读西学。”
“第一次大战时，中国参加协约国向德国宣战，为的是希望战后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可是协约国在华北召募了十多万到二十万的华工，挖战壕、做运输工作。这些华工都是穷人，在国内无法生活，才往外国跑，想赚点钱寄回家。他们在国外很苦，一方面做苦工，另一方面要受军队的管制。因为语言不通，和英、法军官有很多隔阂、误解，吃亏的还是华工。”
我插嘴：“所以你耶鲁大学毕业后去法国替华工当翻译。”
“当时美国大学校园中，常有征兵活动，也鼓励中国学生去当翻译，在军中贩卖部、福利社服务。三个中国学生自愿应召。我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去呢？因为束手观战难为情呀！我们要替中国争口气，既不能当兵，至少帮助华工做好他们的工作，替华工争公平的待遇。我们应当做点事、出点力，帮助协约国抵抗德国的野心。”
“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了法国，分到一个军营。管五千名华工。一天晚上，一个华工来找我，胆怯地问：“晏先生，你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我替他写了。第二天，有四、五个人来找我写信。一个月后，每天晚上有几百人来找我。”
他说：“我觉得这不是办法。我召集了一个大会，把五千华工都拉去开会，我站在台上，对他们说：‘从今天起，我不替你们写信了，也不讲时事了。我要教你们识字写信。谁愿意跟我学，请举手。过了一会，有四十几个人慢慢举手，只举一半’。”
“你教他们什么呢？”
“写名字、数字，写信常用的字。以前他们只会打手印。现在会写自己的名字，就高兴极了。这些华工都是北方人，说普通话，跟我这个四川人没有隔阂，假使他们说广东话或福建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中国人天性向上、乐观、喜欢笑。只要给点鼓励，就会努力求进步。”
他说：“那四十个人跟我念了四个月，三十五个可以写信。我请了一个将军来主持毕业典礼
。
五千华工来赴盛会，三十五人走上台，一一领得一张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这一来，人人羡慕，都要来学。我没有办法，只好将他们组织起来，分组学习。识字后无书可读，所以才办《华工周报》，自己写稿，用钢版复写，石印五百至一千份。”
晏先生说，“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所以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也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大众。”
晏先生强调，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的运动，是很特别的历史。“既不是仿古，也不是仿欧”。
他说：“平民教育并不只是识字。识字是一种工具。很多国家，推行识字运动以后，不再进行教育平民。平民识字以后，如果不继续教育，会发生很多问题。
“但是，要给平民读什么？怎么写平民读物？写什么？是很不简单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国内很有名的一些学者请来，一同研究怎么办平民教育，我们深入民间，与农民接近，了解他们的需要。写出的读物，与农民生活有直接关系，他们才会有兴趣。”
“在那个时候（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公报》是全国销行最广的报纸。有多少读者呢？十万人，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只有十万人读报，这成什么国家？”
晏夫人不幸逝世于一九八○年八月，得寿八十有五。
离开时，已是五点五十分。他笑眯眯地站在楼梯口目送我们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