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香港

【香港《新晚报》六月四日、五日连载文章】题：宋庆龄在香港（作者：周俊松）
四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丈夫许地山（落华生）在香港，曾与孙夫人宋庆龄有较多的交往。
一九三五年，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排挤进步教授，解聘地山。地山应香港大学之聘，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我亦去岭英中学任教。直至一九四一年，我们都在香港。地山除致力于改革中国文学课程外，还积极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与当时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沈雁冰、徐悲鸿、胡愈之、柳亚子、关山月等，交往密切，活动频繁。地山参加的一些活动，我都随同参加了。一九三八年，有一次集会，孙夫人来了。地山把我介绍给她。孙夫人是国际国内知名人士，威望很高。我对她是早已景仰的。与她会面，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她握着我的手，并肩而坐，像一位老大姐一样，亲切地垂询我的教学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她那美丽端庄的仪态，和蔼可亲的丰采，更增进了我对她的崇敬。
我与孙夫人认识后，除了在集会上见面外，还常在街头见到她。她自己是有汽车的，但是她经常独自或与她的秘书廖梦醒一起，步行外出，到市民中去活动。她与普通人一样，在街头的摊贩购买食品和用品。
孙夫人对英国文学造诣很深，她除了参加政治活动外，还勤奋地写作。在香港时，她住在一座不大的楼房里，邻居是一位姓邓的教师，我和地山与邓先生熟识，常到邓家。每次都听到楼上响着节奏明快的英文打字机声，据邓先生说，孙夫人经常工作到深夜。
地山祖居台湾省，在台南出生，地山的父亲南英先生，曾随抗日英雄刘永福扼守台南。甲午战后台湾被日本侵占。南英先生不愿过亡国奴的生活，抛弃全部财产，举家迁回大陆落籍福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山激于旧恨新仇，奋身走出书斋，奔向街头，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八年，孙夫人在香港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保盟”一方面在国际上和华侨中宣传抗日，一方面向世界各地募集医疗药品器械、食品和其他物资辗转运到前线，支援抗日战争。地山虽不是“保盟”成员，但由于志同道合，与孙夫人过往甚密。特别是她的助手、“保盟”的司库、英国人法朗斯先生，也是香港大学教授，与地山是同事和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联系，商讨募集物资及运输线路等问题。法朗斯先生后来在香港对日作战时牺牲了。“保盟”的另一位领导英国人伯纳先生也是地山的朋友，曾借住我家。他对孙夫人非常敬佩，他说孙夫人待人诚挚宽厚，把“保盟”的中外工作人员团结在她的周围，努力工作。有一次，伯纳先生病了，孙夫人特地派人送来一束鲜花和一封慰问信，这使伯纳先生和我们都非常感动。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进步文化界人士云集香港。文化界的许多集会孙夫人都参加了。文化界人士对她非常尊重和崇敬，视她为挚友。
一九三八年十月，地山发起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孙夫人到会讲话，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不久，柳亚子先生来到香港，文化界人士举行欢迎茶会。我随地山出席，孙夫人也来了。这是一次旧友重逢的聚会。会上畅叙别情，纵论时事，极为活跃。孙夫人是一位“语言大师”，她可以用普通话、上海话或广东话随便与人交谈，使人感到格外亲切。
同年一月二十三日，在香港文艺协会招待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的茶话会上，我再次见到她，聆听她的讲话。她那一口流利的英语，使举座钦佩不已。
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下午，地山因工作繁重，积劳致疾，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孙夫人闻讯，于三点多钟就派人送来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飘带上款写着“悼念尊敬的许地山教授”，下款写着“宋庆龄敬挽”。这是第一个放置在地山遗体旁的花圈。八月二十一日，香港文化界在加路连山孔圣堂举行地山追悼大会，她再次送来花圈，并亲临会场，悼念地山，慰问家属。这使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她对于地山生前死后的深情厚谊，使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