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说了“同志”后的遭遇

【苏联《在国外》杂志第十八期文章】题：说了“同志”后的遭遇
一九五七年，我作为《劳动报》记者在伦敦工作。有一天，邮局送来一个通知：外国记者协会将举行《一个国王在纽约》的电影招待会，会后要同查尔斯·卓别林共进早餐。《一个国王在纽约》是卓别林拍摄的最后第二部影片，是他在拍完上一部影片《舞台生涯》之后几年才问世的。
在招待会上，卓别林同记者见了面。当时规定，这次会见“不准登报”。会上，卓别林讲了话。他变得苍老，明显发胖，头发也斑白了。
他的形象几乎和我在最近的照片上见到的一模一样。现在，事隔二十五年之久，我认为可以不再信守当年的“保密诺言”了。卓别林当时谈了他是怎样拍摄影片《一个国王在纽约》的。他在讲到今后的计划时，说他已开始构思影片《香港女伯爵》。他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涉及他为什么在美国遭受迫害以及禁止他入境的。
卓别林开始回答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我的态度就变坏了。我记得，大概是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我应邀到旧金山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言。为什么要举行这个大会，我已记不清了。但当时我知道，到会的有苏联海员，他们是根据租借法案将美国物资运往苏联的水手。我接受了邀请。于是，我一走上讲台，就以‘同志们！’的称呼作开场白。大厅里顿时哄堂大笑起来。从我这个既是资本家又是阔导演的嘴里居然说出这种话来，真是太出人意料了。但我继续说下去：‘不，不，我并没有说错，而是有意用‘同志’这个字眼，因为我首先是对我们在座的俄国朋友，也就是苏联代表说的。他们是我们共同反法西斯斗争的同志！”此时，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卓别林接着往下说：“现在，我已记不得当时我还说了什么话。但是一定会说一些赞扬苏维埃俄国的好话。从此以后，我身居那个处于‘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就常常惹祸了。最后，实际上我是被赶出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