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十六·完）

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项关于禁止地下核试验的爆炸力超过一定“限额”的条约草案。
在我三月份访问莫斯科期间，勃列日涅夫建议禁止核武器地下试验超过一定的当量（后来定为十五万吨）。这样，我们就开始讨论如何核实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如果我们要核实地下核试验的限额的话，苏联人将不得不透露他们的试验场地。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同意这样做。接着又提出了“和平核爆炸”的问题。我们要求到现场视察，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苏联人同意了。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是，在当时，美国已对缓和展开了争论，而苏联则对缓和表现了怀疑。在美国国内，规定限度的核禁试协议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意，因为人们对它很冷淡。大多数自由派分子更主张全面核禁试，他们反对这项协议，保守派分子认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挽救自由派放弃的事业。
在一九七四年最高级会议上，限制战略武器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在整个美苏关系的性质上，甚至在尼克松是否适于统治的问题上展开的一场更为深刻的斗争中，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已经变成代人受罚。即使这样，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附近举行会谈后——勃列日涅夫曾把我们全体人员都请到那里呆了几天，并决定我将陪同尼克松去明斯克参观访问，但是，随后我将回莫斯科，以便看看是否能取得进展。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我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举行了会谈。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些完全相反的方案：要么达成一项永久性的协议，它可能引起所有的人对任何可料到的意外事件提出抗议；要么把一九七二年临时协议延长两到三年，这又太短了。我们也许应该设法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它的有效期——譬如说，定为十年，从一九七五年起，到一九八五年为止。葛罗米柯表示同意，因此谈判开始在不同的情况下举行。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同意在冬季举行会谈，商谈如何贯彻这个新的协议。
奇怪的是，不管根据什么标准来看，这次最高级会议都是成功的。双方签署了一些重大的协议——虽然不象以前签署的协议那样带有根本性，但是这些协议表明，两个超级大国是认真看待它们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的。甚至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我们比一般人所认为的也更加接近于理解相互的立场；否则一位新总统本来是不可能在上任四个月内就使谈判得以完成
——就象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所做的那样，虽然它还有待于在今后七年多的时间中举行进一步谈判而加以改进。随想
在危机期间，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最大胆的方针是最安全的。根据我的经验，风险最大的做法是你走一步，我也走一步，逐步升级，这必然使局势更加激化，而且常常会陷入难以解决的僵局之中。
对政治家来说，关键的决定在于要不要让他的国家表态，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旦一个大国表了态，它必须取得成功。由于内心的疑惑而踌躇不前，这是不会得到任何好评的。不管它在作出决定时心里是多么矛盾，它必须以不成功绝不罢休的决心坚持它所采取的方针。否则，除了对它的决定的价值必然引起争论外，它还会带来无能的坏名声。
在处理危机时，如果需要采取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措施来表明决心的话，那也必须给对手留一条路。哗众取宠对自我表现是有好处的，但是就外交政策而言则没有什么好处。许多战争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没有留下退路。不要相互使对方蒙受耻辱，这是超级大国承担的特别义务。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后的时期是最危险的时期。胜者很想一次施加很多的压力，而败者呢，由于不愿被失败的耻辱所刺痛，他可能渴望再次提出他突然放弃的合理要求。
一个人的地位越强，就越不需要拿对方的失败去刺痛他。别人失败后如果加以侮辱，这是最不明智的。外交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采取必要的行动而又不会促使对方产生进行报复的新动机，使以后进行合作的大门敞开着。
民主进程的前提之一是败者接受他的失败，然后他可以有机会在另一场合取得胜利。
我们的最终任务是加强世界和平。美国人民期望美国领导人能给他们带来和平。在核时代，实现和平在道义上是必不可少的，从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领导人的责任不单单是确定一项目标，最重要的是赋予这一目标以一种同其社会价值相一致的意义。
如果和平只是简单地等于没有战争的话，如果对和平的渴望不同正义感联系起来，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种可悲的和平主义，它将把世界推向最无情的一边。能否在对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能否把我们建立秩序的概念贯穿在我国对自由承担的义务之中、能否争取和平而又不放弃什么，建立秩序而不进行不必要的对抗——所有这些都是对美国政治家的才能的最后考验。（十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