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十三）

那天晚上，尼克松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宣布辞职。他讲得很成功，不带什么感情。讲话中他并不承认犯了罪，但承认有错误——对于一个自尊心如此强烈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当尼克松讲完话接着弧光灯熄灭之后，他将手放在伍德罗·威尔逊的办公桌上，然后转身最后一次离开了椭圆形办公室。在通向玫瑰园的走廊上我赶上了他。我说道：“总统先生，每当您在这个办公室发表重要讲话之后，我大多数时候都陪您回家，今天晚上能陪您回家我将感到荣幸。”于是我们最后一次沿着走廊一起走到总统寓邸。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门前默默无言地拥抱了她的父亲。
次日上午，尼克松内阁以及白宫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在东厅聚会。九点三十分，军事助手宣布总统和夫人到，然后响起了“向总统致敬”的歌声。当时令人伤感的气氛强烈得几乎难以忍受。随后尼克松发表了一篇讲话，话讲得颠三倒四，同前一个晚上的有条不紊的讲话适成显明的对照，情绪之激动同他前一晚上力加克制又形成强烈对比。这太使人受不了了。仿佛他克制了这么多年，现在非得把那些将他逼到这个地步的恶魔和梦幻全都抖落出来不可。他甚至头一回在公开场合戴上了眼镜，象征着他立誓要抛弃他的职业生涯的虚荣和形象。这情景十分可怕，令人断肠；然而却是不可避免的。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同时又对自己再次被置于难堪境地而感到恼怒，尼克松即便是在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也还是流露出对他周围的人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我们大家都沉浸在尼克松的痛苦之中。尽管他遭到了失败并且丢了脸，但他的气势最终还是压倒了我们，他使我们真实的感情暴露无遗；我们的心最终还是随着这位不肯在其举止中显得好象遭到了失败似的而走向极端的人去了。
几分钟之后，我站在白宫南门廊。在南草坪的那一头，铺着一条刺目的红地毯，一直铺到等在那里的一架直升飞机的下边。登机前，尼克松最后一次朝他的同僚们转过身来，他挥了挥手，本想给人一种他很坦然的印象，但却更多地使人感到，他的体力和精力已经枯竭。
直升飞机很快消失在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的航道上。福特——他还要再做九十分钟的待任总统——转回身来，一只手扶在他妻子的肩上，迈开大步朝白宫坚定地走去。他的表情似乎有点忧郁，但却充满信心。
我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我们虽经历了一场有关宪制的危机，但未发生重大灾难。过去谁也没有在比这更困难的情况下担当起总统职务；巨大的危机肯定还在后头。当我看着福特走进白宫时，我想起了两个晚上以前忘掉了的那句祈祷词：为了我们大家，命运将降福于这位善良的人，他的意志将是坚韧不拔的，他领导下的美国将重新得到信赖。同勃列日涅夫一起打猎
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也就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只有四天之后（他们两人辞职是尼克松竭力想摆脱水门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乘飞机飞往莫斯科。那时苏美关系异常和谐，毫无紧张感。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将于当年六月间在美国国土上举行最高级会议。五月间我到苏联去几天是要为这次最高级会议作准备。这次苏联之行，勃列日涅夫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激发我思考一个问题，即：美苏之间能否永远保持稳定的和平共处。一到苏联，他们就用车把我和我的同事送到专供苏联政治局委员狩猎的地点扎维多沃——它是苏联的戴维营，在莫斯科东北约九十英里处。这是有意赐予我们的一种巨大荣誉。我们的东道主的这种精心安排是要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对他们关系重大。（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