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十二）

当我在中午接见记者的时候，多股逆流在冲击着我。人们越来越多地辩论缓和问题，在这片喧嚷声中，我们正以某种含含糊糊的方式受了苏联人的欺骗。缓和的对立面却是真的；我们的政策是缩小和尽可能消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说实在的，这个政策正在缓和的幌子下取得进展。满口强硬的雄辩家还会提出什么更强硬的方针呢？
与此同时，戒备立即被水门事件产生的冷嘲热讽所吞没。两个对立性质的问题向我袭来：苏联的行动是由我们国内的纠纷造成的吗？是我们由于国内政策而不是对外政策的原因产生了这场危机吗？有的询问苏联的动机，这使我有机会暗示我经常发生的恐惧：“一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上一连几个月发生权力危机时而又不会在某个地方付出代价。”
有人询问我们的动机，这更加刺伤了我们这些由于一整夜极为捉摸不定而异常痛苦的人。然而这也说明我们政策的余地是多么狭小。如果我们听从缓和的激烈反对者的意见，谋求对抗，那些水门事件的猎手们几乎肯定要挖我们的墙脚，因为他们将把对苏联的每一次挑战，看作是他们憎恨的猎物尼克松企图从他们手底下逃脱而耍弄的一个花招。
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四十分，多勃雷宁打来电话，说他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另一封信。勃列日涅夫一句未提他要单方面进行干涉的威胁，只是通知尼克松，他派遣了七十名苏联“代表”去监督执行停火。苏联人后退了。眼前的危险过去了。我建议施莱辛格从午夜开始撤销戒备状态。路的尽头
八月八日上午，总统辞职的工作已由一个悲剧事件转变成为要着手进行的具体事情了。黑格告诉我，尼克松想在上午十一时会晤福特，把他准备辞职的计划正式通知他。有几位内阁成员打来电话，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公开宣布他们准备继续留任。我表示反对这样做：他们不应该剥夺新总统的选择权。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福特副总统打来电话。他说他刚从总统那里出来。他迫不及待地要求我继续留任，“在这困难的时刻与我同舟共济”。我说，他可以信赖我：“您知道整个世界都指靠您了，副总统先生。”
下午三点，我去行政大楼拜望这位待上任的总统。我熟识福特多年，过去我定期向他汇报情况，最初是在他担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期间，然后是在过去九个月中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我非常喜欢他，我知道他为人善良、正派。我不知道他这个总统将怎么当，而且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本人对此也心中无数。不过，他似乎很坦然，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夸口逞能。他又一次敦促我继续干下去，并且指出我们一向处得很好。
事后我意识到，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在同总统会晤后未曾感到过的紧张。同尼克松谈话时，脑子里要不揣摩他可能还在耍别的什么花招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是令人振奋的，但却耗人精力，甚至会使人略为感到可怕。同福特一起共事，不需要遮遮掩掩，没有任何令人畏惧的猜疑，也没有任何复杂心理。我想不出还有任何别人比他这样一个美国气质如此典型、其诚实作风无可置疑、为人和善、考虑问题周密并且知识渊博、遇事镇静自若而毫不畏惧的人更能领导我们恢复国家的生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