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八）

毫无疑问，伊斯梅尔是代表萨达特讲话的。萨达特本来是可以以空运为借口，发动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起来反对美国——纳赛尔在一九六七年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萨达特不愿意故作姿态，他愿取得进展。
十月十六日上午，我们得知，二十五辆以色列坦克在大苦湖越过苏伊士运河，抵达西岸，并且已开始摧毁地对空导弹发射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以色列肯定将取得胜利，因为它使运河对岸的埃及军队完全暴露在以色列空中力量的猛烈火力之下。
十月十七日下午，电传打字机收到的消息带来了新问题。阿拉伯产油国刚刚宣布立即把石油产量削减百分之五，然后每月都削减百分之五，一直到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时为止。我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石油禁运会带来的危险上，因此我们认为，削减石油产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它的确是象征性的，但是它却产生了剧烈的影响。事态发展逐渐表明，产油国卡塔尔组织由于控制着产量，它几乎可以专横地决定油价，因此战后的历史开始了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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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当我们正在加紧空运装备并要求在执行联合国二四二号决议的同时实行停火的时候，水门事件的事态又出现了高潮。在空运装备的这一周时间中，尼克松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贯注于上诉法庭关于水门录音带的决定上。十月十七日，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向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转达了白宫的一项建议：尼克松将允许有威望的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证明白宫拟对有争议的录音带作出的概括说明的准确性。碰巧我事先已安排同理查森在那一天共进午餐。
他对我说，他觉得白宫正试图以欺骗手法，使考克斯陷入可能被解职的处境，这是令人不安的。对此理查森是无法接受的。
到十月十九日上午为止，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已有三百辆坦克。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刚过不久，多勃雷宁带着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的一封急信前来见我。这封信谈到中东的日益加剧的危险：‘‘现在不仅每天而且每个小时都十分重要，因此我的同事和我建议您的亲密助手基辛格博士立即前来莫斯科，举行适当的谈判。
如果他能在明天十月二十日前来的话，这将是再好不过了。”
当我看到这一邀请时，我感到它解决了我们的大部分问题。在我们取得可以接受的结果前，这个问题可不在联合国内提出讨论。现在至少可以争取到七十二个小时来增加军事压力。
在安排这次访问期间，或者当我正在旅途中，俄国人不能进行任何讹诈。我告诉多勃雷宁，我将在星期六早晨动身。我不准备在星期日上午之前开始谈判；除了谈判停火事项外，不能讨论任何其他问题。同苏联人摊牌
我同我的助手们于十月二十日（差不多是中东战争爆发后的两星期）星期六下午两点钟动身去苏联。那天动身之后，我们隐隐约约感到还有其它危险性：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开始对美国全面禁运石油。尽管它们搞禁运，我感到我们仍处于强有力的谈判地位。以色列似乎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信心十足，但是尼克松的一封电报突然间动摇了我的信心。当时，我收到了斯考克罗夫特发来的一封急电，把尼克松打算送交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的草稿抄送给我。信的基本内容是尼克松授予我“全权”。这使我感到大为震惊。因为这样一来，在同苏联人谈判时，我就丝毫不能拖延，一点也不能找什么托词了。授予我全权的意思就是如果达成了什么初步协议不必再送总统批准——如要送交总统批准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我马上回电斯考克罗夫特，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授权。我说：“我一定得向俄国人坚持，任何建议都得要向总统请示，由他考虑，非这样不可。如果信件中提出授权予我，在谈判中就没法这样说了。”（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