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六）

根据事先的安排，在国务院举行招待比利时外交大臣雷纳特·范埃尔斯兰德的午宴时，我被召到白宫去接受阿格纽的辞呈。由于某种含糊的法律上的原因，总统或副总统的辞呈必须交给国务卿。这项规定过去从未采用过。我深信，没有哪位别的国务卿会在短短的十个月时间内接受我国最高的两位当选官员的辞呈。
当我在处理阿格纽辞职的事情时，迪尼茨通知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少将（他接替黑格当了我的副手）说，答应给以色列补充的装备超过以色列航空公司七架喷气机的运送能力。曾经决定允许以色列租用私营航空公司的飞机，但是没有一家航空公司想招惹阿拉伯国家，或拿它的飞机去冒险。国防部本来可以对这些公司施加压力，但它觉得事情还没有这样紧迫，因为估计以色列贮存的物资还可以用两个星期。运输部希望避开战争地区。这两个部门把球踢来踢去。结果，在四十八小时之后，组织了美国的空运。事后，竟有人说这是故意拖延空运以便压以色列接受停火。事实不是如此。官僚机构的拖拉作风加上后勤方面的问题是延误空运的唯一原因。
到十月十一日星期四，苏联不仅向叙利亚空运，而且也向埃及，甚至伊拉克空运。当天晚些时候，我们获悉有三个苏联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再晚些时候，增加到七个师）。那天早上，以色列深入叙利亚腹地进行空战，到那天快结束时，以色列的先头部队离大马士革只有二十英里了。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晚上七时，苏联使馆要求我们立即安排会见多勃雷宁，据说他要交一封“急”信。由于尼克松打算在晚上九时宣布副总统人选，我就说我可以在晚上八时在国务院同多勃雷宁会晤十五分钟。事情显然越来越紧张了。多勃雷宁来时，带来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指责“（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居民区进行野蛮轰炸。”它警告说，以色列的人口稠密地区不会一直安然无恙。这封信还抗议以色列袭击一艘停泊在叙利亚港口的苏联商船，最后还威胁说，苏联将“采取措施”。另一封信更是蛮横无理。苏联三天里向叙利亚和埃及空运，共出动八十四架飞机。现在他们却指责我们给以色列补充物资——仅仅就是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七架来回穿梭飞行的飞机而已。
我当场驳斥了苏联的抗议。我警告说，苏联的任何军事干涉——不管以什么藉口——将会遇到美国的反击。要不是国会就在那一天通过了所谓的战争权力法（此法削弱了总统指挥美国军事力量的权力），我的这一警告就更有份量了。
就在白宫举行宣布新任副总统仪式前，我向迪尼茨作了通报。我对他说，我个人认为——还没有来得及同总统商量——如果“苏联人员、飞机或地面部队出现在这个地区”，我们将进行干涉。
这个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是痛苦的水门事件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时确是笼罩着一种令人忐忑不安的气氛，预示着最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挑选受人欢迎的杰拉尔德·福特出任副总统激起了一阵热情的浪潮，至少暂时冲淡了这种不安情绪。在这十五分钟内，大家的忧虑都淹没在对这位典型的美国人的热情之中。仪式结束后几小时，迪尼茨来到我在白宫的办公室，并同我们进行了那个星期里又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谈话。这次会面促使美国着手准备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空运。迪尼茨忧心忡忡地开始介绍军事情况。迪尼茨说，“我们决定是否开始进行新的攻势取决于我们的力量。我们认为，现在以色列已经拥有发动新攻势的手段——有炸弹，有导弹，等等。”我答道：“我也是这样看。障碍究竟在哪里呢？”
迪尼茨抱怨说，补给的重型装备到得太晚，目前进行反攻所需要的物资晚到了三天。他强调说，特别是弹药，以色列两三天内就要用光了。我马上打电话告诉施莱辛格，他听后惊讶不已；他绝对不相信，一支军队弹药用光事先会不发出警报。在同黑格商量后，我们决定采取一些临时应急措施，使用美国飞机把供应品运到亚速尔群岛，然后以色列人从那里把东西运回去，这样就缩短了他们飞机的飞行距离，并会使他们的运载能力增加一倍以上。（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