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年代（三）

埃及—叙利亚的进攻是一次典型的突然袭击，是由于对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事实发生了误解而引起的。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勇气十足，差点讲出了他准备要干的事情——他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每年扬言要进行战争——而我们并不相信他。
他劈头盖脑地向我们提供情报，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以色列（和美国）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前所作的每一次分析都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缺乏运用武力夺回它们的领土的能力；因此，人们估计他们不会发动进攻。前提是正确的，而结论是错误的。事前确实没有人了解萨达特的想法。在他看来，当以色列认为自己拥有军事优势，埃及由于蒙受耻辱而陷于瘫痪的时候，严肃的外交是不可能的。一九七二年，他将苏联军队赶出了埃及，因为苏联领导人对埃及人表现出不尊重，但首先是因为苏联人肯定要设法阻碍他已计划好了的军事行动，要不然就是利用这个军事行动来达到苏联的目的。第二年，他打了一场战争，不是为了获得某一块领土，而是为了恢复埃及的自尊，从而加强它的外交灵活性。显然，情报工作出了差错。人们所不能相信的是，为了恢复自尊而竟然会发动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当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处于左右事态的有利地位。我们的事实上的盟友以色列肯定是要赢的。我们的温和的阿拉伯朋友，例如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几乎和害怕他们的阿拉伯兄弟遭到失败一样地害怕凭借苏联武器取得的胜利，虽然他们不可能承认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决心利用这场战争来开始一场和平进程。
令人捉摸不透的是苏联的意图。我的看法是，苏联人只差一点没有怂恿战争，但当他们认识到萨达特决心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们没有作出努力来制止战争。如果阿拉伯人干得漂亮，荣誉将归于苏联的武器和苏联的支持。如果他们打得不好，莫斯科认为它会象一九六七年那样以激进的阿拉伯事业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或许甚至能够除掉埃及的那个令人头痛的萨达特。
我脑子里毫不怀疑地缘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我们得知战争打响之后大约九十分钟，我告诉黑格：“如果苏联人全力支持另一方，我们就掌握了他们罪恶勾结的证据，我们就得冷酷无情。”
当然，我们两人都知道尼克松的权威正在日益削弱。就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尼克松是否交出他办公室的录音带的问题正在发展到高潮。水门事件引起的一些新的控告已经公诸于世。尼克松即将失去他的副总统斯皮罗
·阿格纽，因为他卷入了一件有关酬金的丑闻。
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联合国中采取什么策略。
我向尼克松建议，我们必须设法拉住苏联人，让他们在安理会中同我们一起采取相同的态度。根据我的计划，两个超级大国将呼吁双方立即回到冲突开始时的防线。如果苏联中计，同意采取联合行动，这场战争就会迅速结束。如果苏联人拒绝，耶路撒冷就可以有时间反击。接着——就象我对黑格说的那样
——我们就可让以色列“痛打他们一两天，这样就将使他们平静下来”。在这个如意算盘中唯一估计不足的是，以色列要恢复他们的军事形势，远远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而在这之前他们则处于失败的边缘。
十月七日，星期日，我们首次得到来自开罗的直接信息。萨达特的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把埃及的条件告诉了我们，这些条件是“‘以色列必须从所有被占领土撤走；只有撤走后，才能召开一次和平会议讨论其它问题。萨达特完全知道，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办不到的。当然，重要的不是信息的内容，而是发出信息这件事本身。尽管美国和埃及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分歧，萨达特还是邀请我们参与和平进程的对话。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