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最后的回忆录（十·完）

在一九七○年秋天纳赛尔突然去世以后，我就任了埃及总统。在这以后，齐奥塞斯库又一再重申他的主张，劝我直接与以色列谈判。我说“时机还没有成熟”，便叉开了话题。
听了齐奥塞斯库的劝告，又知道了贝京要访问罗马尼亚，这时我心中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设想。我想起了贝京经常的责难，他说：“你们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争端，我们占领着阿拉伯的土地是事实。阿拉伯有一些权利，你们主张并要求得到这些权利。但是，不同我们一起坐在会议桌旁，怎么能够重新得到这些权利呢？”
另一方面，阿拉伯在世界上的形象的确是笨拙的。阿拉伯方面要求归还自己国家的领土，但却拒绝直接要求占领者归还土地。要求取得阿拉伯的各种权利，但是却拒绝同剥夺权利的人一起坐在谈判桌旁。而阿拉伯国家过去的一贯做法只能是向以色列发一通警告了事。不能委托别人听了这种威吓和警告，人们都嘲笑我们。但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真主赐给了我们胜利。这次胜利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恢复了信心。现在，应该收起口号，用文明社会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法去努力解决问题。
我作出了决定：埃及要重新把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委托第三者去解决。
一九七七年八月，我到达了沙特阿拉伯的塔伊夫，会见了哈立德国王、法赫德王太子等沙特阿拉伯的弟兄们。但是，我并没有向沙特阿拉伯方面讲我心中逐步形成的新的和平设想。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掌握结束同以色列战争的主导权。
在这以前，我有一个设想：在耶路撒冷举行五大国首脑会议，让他们保证中东争端的两个当事者实现和平与安全。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由五大国担保的设想没有能够实现。
首先，最大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是五大国首脑之一。勃列日涅夫是个有头脑的人，但是，受各种各样的政治考虑的约束，不能采取积极的态度。勃列日涅夫也受有同盟关系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场的约束。另外，他也没有忘记我给他的当头一棒——从埃及赶走了苏联军事顾问团。
第二是因为中国的立场。中国是百分之百地持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但令人觉得它可能拒绝参加这次五大国会议。
第三是因为在五大国首脑中，有人持有与此不同的想法。无法逃脱命运鉴于上述情况，我决心采取行动，掌握实现和平的主导权。我想向世界证明，是真诚地希望和平，不是为了单纯的讨价还价才去掌握实现和平的主导权的。
在从沙特阿拉伯返回埃及的路上，我开始有了坚定的想法。我的种种想法逐渐凝聚成了一个单纯的想法。为什么总是在应该实现的目标周围徘徊呢？让形势左右，随波逐流，是实现不了和平的。实现和平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争端的当事者直接谈判。
同以色列直接谈判，或许用不了多久便会使我丧生。但是，我无法逃脱真主赐给我的使命。
当我想到这里时，我感到精神紧张了起来。接着我又觉得心旷神怡，沉醉在从未有过的幸福之中。这是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痛苦的思索后，终于悟出真啻，从而处于异常平静的状态中。
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踌躇。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我走下飞机，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迈出了第一步。（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