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济学人》文章：《中国推进宏伟的人口计划》

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实行这一政策的经验对亚洲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将是宝贵的重大贡献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期文章】题：中国推进宏伟的人口计划，“独生子女政策”具有的经济意义大规模推行人口政策象今天中国这样对人口问题深为关心的国家，可以说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中国对人口的严重关注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是每对夫妇最好要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第二是关于人口教育特别是扩大到大学教育中去的划时期的政策。第三是积极地从事人口领域的研究。在这方面，除了全国二十二所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外，社会科学院还配备了研究人口的专门人员。
象这样在政策、教育和研究三个领域内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推行，表明中国政府对人口问题无比关心和具有充分的认识。同时，它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恐怕也是不可忽视的。粮食不足人口增加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粮食不足。中国的耕地面积不到国土的十分之一，而且其余的部分可作为耕地的土地也非常少。平均每人的耕地面积，一九四九年为二点七亩，而今天减少到一点五亩多一点，经过三十年时间几乎减少了一半。只有印度的平均每人耕地面积的一半，可见耕地面积之少。
提高耕地的生产率这当然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即便如此，在平均每人的耕地面积只有印度的一半的耕地上，要确保供应足够的粮食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不足的部分依靠进口，就会成为庞大的财政负担，而且会成为阻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大因素。
如果十亿人的人口年增加率为百分之二，那么一年就会增加二千万人，五年就会增一亿多人。据公布今天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一点二。即便如此，一年也要增加一千二百万人。
中国之所以在扩大农业生产的供给方面和控制人口增加的需求方面拼命地进行作战，也是由于以上原因。据推算，整个发达地区的人口，到二○○○年为十二亿七千二百万人。但那时中国的人口也将达到十二亿。仅中国一个国家就拥有和整个发达国家相匹敌的人口，这一事实，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作为前所未有的人类经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有必要予以注意。
中国的人口政策转换的特征，表现出了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和日本的模式相混合的形态。就是说，人口政策转换初期的出生率，是处于四十（每一千人的出生人数，单位为人）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最近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和日本战后育儿繁盛期之后急剧下降的过程十分相似。
中国的出生率，在六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下降到三十五左右的水平。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突然出现了雪崩似的下降趋势。一九七○年约为三十四，一九七一年为三十一，一九七四年为二十五，一九七六年为二十，而一九七六年以后一直低于二十，一九七九年下降到十七点九这一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水平。
死亡率已经达到了明显的低水平，而且仍然保持下降的趋势，尽管是缓慢的。一九七九年死亡率为六点二。一九八○年日本的死亡率也是这个数字。
这样，由于出生率明显下降和死亡率缓慢地降低，自然增加率也由过去的百分之二以上的高水平急剧下降一半以下，为百分之一左右。自然增加的人数，一九七三年超过了二千万人，而一九八○年为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人，几乎减少一半。仅仅十年左右就实现了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三字口号出生率奇迹般的下降是由于中国政府普及彻底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一九七一年，中国为了普及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三字口号。实行避孕节制生育的家庭也开始逐步增加：在一九七一年只有一千三百万对夫妇，但到了一九七七年就增加到了二千三百六十万对夫妇。
另外，这种晚、稀、少口号的实际内容也在逐渐变化和加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展开，当初“最好要两个孩子”的口号变成“最多要两个，最好要一个”。到一九七九年九月，终于提出“平均每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从一九八○年开始实行的。
笔者曾怀疑这种政策是否能为国民所接受。我今年（一九八一年）七、八月之所以在上海和长春的大学进修和出席十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关于人口和开发的亚洲议员国际会议”，也就是想要利用这些机会努力尽可能了解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有多大。后来通过现实我弄清楚了这一问题，尽管是不完整的。
据最近的情报说，从去年十月以来，大约经过了一年之后，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超过了一千万对。而且据说在全国十八个省、市和自治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控制在百分之一以下。
曾认为是极为困难的这项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独生子女政策”，从开始执行后不久的状况来看，根据笔者的实地见闻表明，似乎一开始贯彻得比较顺利。从对人口问题深为关心的人来说，也期望中国这项宏伟的实验取得成功。因为它的经验对于亚洲以及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说将是宝贵的重大的贡献。
中国的人口问题，基本上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今后要最大限度地控制人口急剧增加。这是由于认识到，在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要想使人民幸福和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过去的人口变动在将来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其最大的问题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高出生率时期出生的庞大的人口，在明显改善了的低死亡率情况下成长起来，并且已经达到了工作年龄和结婚年龄。结婚人数的增加，即使是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出生人数的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将有必要在计划生育政策上想出新的办法来。
看来比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达到工作年龄的青年人在急剧增加。中国的情况是，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所有的人都从事集体生产劳动，所以那里没有失业问题。但问题是城市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