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最后的回忆录（七）

如果巴勒斯坦人方面同意英国的方案，那么，现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就会建立起阿拉伯国家，就可以避免以后的苦难、不安、流血和灾祸。即使五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在超过百万人的阿拉伯人中，也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大概犹太人迟早总会被阿拉伯社会所同化，也不至于威胁新的阿拉伯国家。我同国王的关系，是建立在对他的爱戴与尊敬的基础上的。从与国王的长期交往中，我确信国王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
国王是一位善于待人处世的伟大人物。从埃及同沙特阿拉伯两国针锋相对的一九六二年开始，甚至在一九六七年也门争端时，我同国王的关系始终没有中断，一直维持到国王一九七五年三月被暗杀。
国王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表示的态度，突出地表现出他的高洁而刚直的性格。不管什么人，只要一接触到国王的言行，就为他所倾倒，加深敬爱之心。
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方面惨遭失败。之后，同年八月，在喀土穆举行了阿拉伯首脑会议。纳赛尔和费萨尔国王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国王被埃及等国领导人斥为极其保守的反动之徒。但是，国王体谅到惨遭失败后的纳赛尔的心情，对于指责自己的话就装作不知道似的，甚至提出了支持埃及的宽宏大量的政策。援助咒骂自己的纳赛尔在喀土穆会议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三个产油国为了帮助埃及恢复经济，首先决定把相当于苏伊士运河收益的资金提供给埃及。纳赛尔的确没有想到援助金额会超过五百万英镑，并且估计，即使超过，充其量也不过一千万英镑。可是，国王却决定沙特阿拉伯向埃及提供五千万英镑的援助，并要求科威特也向埃及提供五千五百万英镑的援助。费萨尔国王谈完他的意见后，全场为之哄动。这时，纳赛尔的吃惊是不言而喻的。
以后，我因纳赛尔突然去世而担任了埃及总统。费萨尔国王对我也表示了深厚的友情。我曾为同苏联谈判而伤透了脑筋，是他从侧面给予了我绝妙的支援。苏丹的政变在我就任总统的第二年的一九七一年，埃及同苏联的关系一举复杂化了。这年五月，我彻底清洗了受苏联操纵的钻进埃及国内的权力中枢的一伙人。接着于同年七月，亲苏的左派势力在苏丹发动政变，推翻了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尼迈里。尼迈里毅然决然地起来反对在背后操纵政变的共产党势力，我们对尼迈里也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结果，政变以失败告终，尼迈里在三天后重新执政。但是，在尼迈里重新掌握政权之前，苏联要求埃及承认苏丹的左派政变政权。我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还提醒苏联大使注意，不要在埃及国内从事地下工作，建立共产党政权。
苏丹的左派政变失败之后，苏联共产党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来到开罗，要求我们给尼迈里传话，希望他不要处决苏丹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就是沙菲，据认为是亲苏派的最重要人物。我当着波诺马廖夫的面和尼迈里通了电话。
尼迈里回答说：“如果早一天来电话也许还来得及。可是已经判处死刑，处决已结束。”
逮捕埃及国内的亲苏派以及我对于苏丹左派发动政变的立场，使苏联感到十分恼怒。从那以后，苏联领导人就对埃及不怀好意了。（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