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特最后的回忆录（四）

但是，国王所犯的根本错误，是一九七五年统一朝野四党，改为单一的政党制。这一决定意味着他背离了历史潮流，而历史的潮流是绝对不能阻拦的。即使做出上述决定，历史也是不会容许的。
以这一错误的作法为导火线，所有的势力都加入了反对君主制的行列，出现了反对势力的空前大集结。他们组成了一个统一的阵营。以老自由主义者而著称的巴扎尔甘（伊朗革命后的第一任总理）、霍梅尼的心服巴尼萨德尔（伊朗革命后的第一任总统）等知识分子，以及左翼圣战者组织等等，所有的人都加入了推翻国王的行列。
左翼势力所策划的在德黑兰街头的游行示威，以这种遍及整个伊朗的反君主制情绪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国王来阿斯旺政治避难和二月份发生推翻君主制的革命，进而发展到了后来遍及整个伊朗国内的严重混乱。欧美的旁观加剧了危机国王的另一个悲剧，是欧美发达国家一直旁观伊朗君主制的危机。而这些国家理应是他的忠实盟友。美国驻伊朗的大使曾劝说国王逃往国外。卡特政府提出的人权优先的政策，是导致美国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在卡特总统看来，国王的存在是违背伊朗人民的意志，侵犯伊朗人民的人权的。
在一九七八年的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美国的卡特总统、西德的施密特总理、法国的德斯坦总统和英国首相卡拉汉等欧美四国的领导人，都采取了反对国王的态度。他们的这种态度，迫使国王逃往国外，使霍梅尼得以返回德黑兰。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当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当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的时候，定时炸弹已经爆炸，它的弹片象暴雨一样散落在整个伊朗的国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