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时代》周刊谈失业对美国社会产生严重影响的文章《失业者的烦恼》

说美国的失业不仅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财政经济问题，而且使失业者大军心灵上留下痛苦的伤痕，心灵的创伤还表现为打妻子、骂孩子、忘了朋友和酗酒等破坏性行为方面。失业率的增加。使自杀、精神病人、进入监狱的人的比率增加
【美国《时代》周刊一月十八日一期文章】题：失业者的烦恼（作者：弗兰克·特里佩特）
新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八点九。听到这个比率的每个人都会知道，这是充满了令人烦恼的先兆的。这个比率代表其数量大得难于理解的人——九百五十万。失业率中的每个百分点——正如总统上个月所说明的那样——也意味着可能得到的、但是已经丧失了的约一百九十亿美元的收入，加上由政府支付给失业者的约六十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统计数字方面这样的说明有益地表明了失业范围之大和在丧矢财富和救济活动方面的令人惊愕的代价。但是重要的是必须记住：统计数字根本不说明任何实际的失业情况。
现实往往是个人性质的，并且几乎总是带有混淆在一起的各种困难情绪。的确，失业所付出的心理上的代价对许多受害者来说，要比设法使财政收支相抵的紧张状况更加有害。当美国人失业的时候（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伤痕。如果失业的时间持续得比较长，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和各种经济阶层的男女都倾向于大大地丧失自尊心、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什么身份、意志有点消沉、同帮他们的朋友们疏远之感——一种从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那个地方远离之感。
根据定义，失业仍然是一起经济事件。当然，对公众来说，变得最熟悉的就是失业大军的经济方面：为了缴纳租金和使餐桌上有东西可吃而进行的斗争，寻找新的工作的紧张样。正如华盛顿失业了六个月的一个名叫罗纳德
·波因德克斯特（三十四岁）的砌砖工人所说的：“我心情很坏。”但是失业的极度痛苦往往不象纽约州五十二岁的康尼·塞里托所透露的那样明白。她失去了她在化妆品工厂干了三十五年的工作。她说：“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我可受不了了。呆在家里是可怕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失业者当中普遍存在的感觉就是在崇拜“有用”的世界上被宣告为“无用”。自己没有这种感觉的失业者，当他们走到失业救济办公室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在那里，申请者主要被当作需要盘问的被视为不同常人的犯人。而不被看成是需要援助的不幸的人。一个作家口述了他的失业史：“我总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失业救济办公室的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叫花子之类的人。”一个焊工在谈到失业情况时说：“你感到正在受排斥，特别是感觉到他们这些人都比你高一等。”
据象洛杉矶的工业心理学家约瑟夫·法布里卡托尔这样一些专家说，这个事件，不论具备什么形式，典型地引起悲伤的感觉，象死去了亲爱的人一样。法布里卡托尔说，受害者经历了几个怀疑阶段，震惊、神智不清和愤怒。这样一种反应最基本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失业者的世界里可能——和普遍——存在的看不见的凄凉感觉。这种伤痕可能表现在无价值感、愤怒、悲伤方面，往往表现为破坏性的行为
——打妻子、骂孩子、忘了朋友、酗酒等。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家哈维·布伦纳发现，全国的失业率，每增加百分之一，自杀率就相应增加百分之四点一、进入国家精神病院的人数就增加百分之三点四、进入国家监狱的人数则增加百分之四、杀人率则增加百分之五点七。
奇怪的是——或者说乍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失业者在情绪上受到的打击，大多数是自我谴责。莫勒的调查对象之一、三十多岁的曾经是一家出版公司的女工说：“当时人们使我相信我不仅是坏到被公司当局认为必须解雇的程度，而且比哪一个都坏，也许是世界上最坏的人，也许是我不配活下去。这种情况不仅使你丧失了自尊心，简直是把你毁了。”
开拓时期的美国把它的惩罚性情绪寓于一句通俗的格言中：“苦干则全胜，否则就大败！”虽然，在今天的大多数赋闲的人都是非自愿地站在这一事实面前，但是，国家仍然没有放弃它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工作是神圣的，不工作是罪恶。失业者的自我谴责就是表明这个旧的信念仍然存在的证据。这样的社会信念不能通过说教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