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镜报》文章：《评<七十年代>的新路向》

文章说该刊在招收新股之后，有了新的“‘编辑目标”，与七十年代的格调大不相同。总编辑李怡的“新的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伤害了老读者的感情
【香港《镜报》十一月号文章】题：评《七十年代》的新路向（作者：赵风雷）
笔者从七十年代初就看《七十年代》了，还为《七十年代》写过稿。但是，这几期的《七十年代》，同七十年代时候的格调大不相同。用李怡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七十年代》有了新的编辑计划，新的目标。
作为长达十年的老读者的我，并不太欣赏这种“新”。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同李怡先生商榷。
今年十月号《七十年代》，可说是一种“新”的尝试。这一期的主题曲是《劳思光谈中国之路向》。由李怡等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阐述他们对中国现状的评估和中国未来前途的预测。表面形式是一问一答，但是，李怡之问，是有倾向性的，甚至带有结论语气的。所表露的观点，同李怡创办《七十年代》的初衷是截然不同的。
《七十年代》在过去十年中，比较客观、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的政局和各种社会现象，并且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间，起过爱国桥梁的作用。
《七十年代》当时总的观点是，尽管新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新中国仍然是比旧中国有所进步，新中国正在上升时期，她有巨大活力、巨大魅力，引领中国人民创造更好的将来。
这种观点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自然就得到读者的欣赏和支持。今天，李怡先生是不是要改变这种观点呢？是不是想用淡出淡入的手法引导读者接受它的新观点呢？这一期的《劳思光谈中国之路向》可以帮助人们思考这个问题。关于对新中国的评价这篇访问记究竟对新中国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在是否要推翻中共政权这个问题上又采取什么态度呢？对涉及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又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李怡在提问中，先断言“人民对过去几十年中共政绩不满”。又借被访者的话说，‘‘百年的中国，一直充满种种苦难。我们当前也是处于历史的困境之中，中国人为中国找路已超过了一百年，中间经过反反复复的折腾，而这种折腾中，内在的问题愈来愈复杂，创伤愈来愈严重，连找路的活力也衰弱了”。并且问道：“这是否‘历史的惩罚’”‘“如果根据成绩来看中共是否应该领导中国，我们是否会得到一个反面的结论？”
李怡的观点，是大堪商榷的。首先，这种观点并不实事求是，并没有按事物的原来面目，描绘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历史。
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是什么呢？这是一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不断追求民主、追求独立的光荣史。
中国人民百年的奋斗是否一无成绩，“内在问题愈来愈复杂，创伤越来越严重 ，连找路的活力也衰弱了”呢？绝对不是。
新中国的成立，使孙中山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事业得到实现，使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随意入侵的旧中国，改变了面貌；新中国如巨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巨龙般震慑了企图入侵神州的苏联霸权主义者；中国成了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尊敬。
旧中国经常出现饥荒和自然灾害，军阀内战、兵祸连年，人民流离失所。新中国成立后，贫富悬殊的情况已消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理想得到实现，大规模兴修了水利，减少了自然灾害的为患，消弭了军阀内战兵祸。尽管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比旧中国大有改善。新中国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
旧中国有海无关、有国无防、洋货充斥，民族工业奄奄一息。连火柴、铁钉也要进口，叫做洋火、洋钉。经常饿殍遍地，沿海要进口洋米。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民族工业体系，钢铁工业、石油工业、纺织工业、电子工业都初具规模。在农业上基本上解决了十亿人口吃饭问题。中国有了氢弹，有了人造卫星，有了洲际导弹。怎么能说一点政绩也没有？
旧中国的华侨和港澳同胞，毫无地位，如海外孤儿，受尽欺凌侮辱。今天，华侨吐气扬眉，港澳同胞的合理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为什么能有这些变化？难道这在五十年代以前会发生吗？还不是因为海外华侨、香港同胞有了一个强大的靠山吗？这个靠山就是新中国。为什么李怡不会思索一下海外的中国人的地位为何获得提高呢？难道这不是一种进步而又是什么“倒退”吗？关于黑社会的比喻不知为了甚么目的，《七十年代》容许劳思光教授使用缺乏常识的语言描绘中国的现状。
这篇答问开首，谈的是中共坚持党的领导，批自由化。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和胡耀邦提出来的。用“黑社会”、“黑社会头子等露骨语言，加诸在北京的领导人身上，不能不使连续看了十年《七十年代》的老读者感到非常惊讶。
把中共比喻作“黑社会”，是缺乏政治常识的，是偏激而带有敌意的。有了这种反常的态度，怎能客观地评论国是呢？
中共的确是犯过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甚至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很大的不幸。中共的六中全会决议中，对自己的错误向全体中国老百姓公开作自我批评。李怡在四人帮倒台之前一直没有尽言责谏诤，倒是今天中共把自己错误端出来了，李怡才把中共说成无可救药，似乎只有李怡自己才是最懂得疗救中国疾病的大国手，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关于“革命”“政变”中共的施政，尽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中国的民主，也需要逐步通过健全法制去争取。但是，轻率地在刊物中引导读者从“革命”“政变”方面去思考，则是一种偏激浮躁的态度，是一种没有考虑现实，没有考虑国家安危和利益的过火作法。
令人惊奇的是，李怡唯恐人家不知道中国可能出现的“军事政变”是甚么，特别在同一期的《七十年代》中，刊登了描写大陆会出现军事政变的幻想小说《一九八?年——北京幻想曲》。李怡除了在卷头语中推荐一番，《七十年代》还派人访问了这篇小说的作者。
“唯恐中国不乱”的想法，并非是中国人民和关心四化的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想法。
中国政局越稳定，中国老百姓越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中国才有希望富强起来。不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在想为四化献力，在想为四化搭桥铺路，让中国的四化建设得到多一些外来投资和技术设备，但《七十年代》却大谈中国可能会“军事政变”、“革命”，是不是要提醒外国商人：“你们小心点，在中国投资设厂风险大得很哩。”
如果实事求是，而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人们都会承认，中共经过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正追求政局稳定，推行一条与徘徊和动乱告别的路线，中国政局正向好的方向转去，又怎会出现“‘军事政变”和“‘革命”呢？
海外华侨和香港同胞也会看到：新中国越稳定，越强大，他们在海外的处境就好一些，他们就吐气扬眉一些。“军事政变”，只会使中国又陷入四分五裂，内战连绵，生灵涂炭而已，介绍和鼓吹这些东西，于国家何益？于老百姓何益？
李怡为总编辑的《七十年代》，刊登过对国家民族有利的言论，但是招新股之后，就有新的“‘编辑目标”了，新的言论伤害了老读者的感情，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希望李怡不要沿这条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