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授吴德耀文章《法治与人治》

【新加坡《南洋商报》十一月二十八日文章】（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该报编辑顾问吴德耀）
中国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重人情而不重法律的社会。在这种偏重人治的社会里，法治制度难能建立，法不兴则人情取代；人情泛滥则后门大开；后门愈开愈大则贪污随之大作；贪污大作则国家危矣。在人情泛滥的社会里，守法的精神必然低沉。现举一例做为引证，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却可说明不守法情形之一斑。今年四月间笔者应中山大学之邀去该校讲学。有一天顺便搭学校采购车到广州市，一路上车辆行人拥挤不堪。我们来到一个两旁正在挖建中的路口，看到一个“禁止通行”的路牌，采购员要司机把车开进去。司机说：‘‘那不行，这是禁止通行的路。”采购员说：“没关系，我昨天也开进去了。”司机虽口说不行，但却驾车进入禁地。前面忽然来了纠察员阻止向前并指着木牌大声说：“看见没有？”采购员立刻低声讲情说：“就停一下，到店里拿点东西就走。”纠察员说：“你去公安局拿准可证来！”说完就走了。采购员步入商店办事去了。司机解释说：“我们可以讲情，不会罚款的，法律要顾到人情呀！”结果，办完事，公安局也没有去就回学校了。笔者对一位历史系博士班的研究生说：“这在新加坡是不可能发生的！”
法律要顾到人情，可以说是中国人对于法治与人治一向的看法。讲人情远甚于讲法理，于是大事往往化小，小事就化无。因此贪污的大事也就化小化无，不了了之。这种贪污的恶习如不认真以法处理，中国恐怕难能成为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地大人众，积习重重，为政必须重法才能上轨道。法治之贵，贵在人人在法律之前享有平等的地位，统治者不在法律之上，高官富者不在法律之外。但是法律没有人执行也是行不通的。从广州小小事件就可看出，无人执行，有法等于无法，为害其实更大，因为人人都认为就是犯了法也可平安无事。古人说得好，法之贵在于执行。总而言之，中国当前为政的一个要务是如何教导人民守法，多讲法治，少讲人情，铲除特殊阶级的观念，堵塞后门，采用严刑峻法，大公无私地执行，并以守廉知耻的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为国家发奋图强，为世界和平，为人类福祉尽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