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革命》（完）

《饮食生活——逐渐改善》
人为了活下去，就必须有一定卡路里的热量。因为很少吃到肉和鱼，就必须有某种“代用品”来补充这方面的作用。中国人的这种“代用品”是谷物、豆和薯类。以米为例，我国现在每人一年吃一百公斤米，而中国的城市工人吃二百公斤，农民竟吃三百公斤。
因为是这种状态，所以粮食政策无论如何也必须以谷物为中心。历代为政者，无论怎样的土地都鼓励农民去种稻和麦，可以说，关键就在这里。然而在不适宜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显然效果不好。现政权终于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北京会晤了万里副总理。
在他心目中，有农村改革和饮食改进两个方面的设想。
的确，“食”是生活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进饮食也是非常必要的。
武汉的国营市场里，除去猪肉、鸡肉的售货场以外，还为不吃猪肉的伊斯兰教徒设有牛羊肉销售场。这就是说，不同地区或者在同一地区，都是“不同饮食习惯”混杂在一起。
而且，居民从来不想改变这种饮食习惯。因此，用简单的粮食政策，来改变人民饮食方式是不行的。必须有周密而且细致的计划。
解放后三十年，中国勉强摆脱了饥饿。仅此一点也是很了不起的事。现在又向改善饮食的方向跨出了一步。在北京看到喝牛奶的老百姓。在上海有青年吃抹黄油的面包。尽管是很缓慢的，却在开始改善。
当然，一切改变都需要漫长的时间。十亿人口的中国，对世界食品市场也不能没有巨大的影响。《崇拜外国的气氛上升》
现在，中国书店里摆满了翻译日本和欧美国家的书籍。在青年中出现令人吃惊的学习外语的热潮。
国外的消息以种种渠道传入中国，文革中出现的那种偏见就消声匿迹了，对外国的理解和认识突然高涨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武汉一家纺织厂，我们同五名现场工人谈了话。问他们：“当你听到日本这个国家的时候，觉得它的形象怎样？”他们都说，日本友好，日本人勤劳、努力，经济发展，工业品质量高。最后还有人强调说，“有稳定的政治”。
与几年前相比，对日本的评价显著变好，这是事实。今后，随着经济交流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随着与外国人接触增多，人们的海外知识肯定会进一步增加。
但是，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有“代价”的。因一下子摘掉了看外国的“眼罩”，因此产生的影响是大的。
现在，相信“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也学习资本主义的阴暗面，“钱就是一切”的拜金主义已经蔓延开来。
北京、上海等国际性城市，奇特式样的洋式服装流行。在广州的饭店，迪斯科舞场超满员。美元黑市、黄色画报也出来了，大街上已经是半资本主义的状态。
与日本企业进行交易，明目张胆地要求给非法的服务费的外贸人员，绝不是个别的现象。
然而，这种混乱，任何国家在转变为开放体制后，都会发生。这是暂时的现象，不必那么担心。《服务，缺乏对工作的光荣感》
我以为好的服务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的却不料在重庆的饭店的餐厅里碰到了一位好的。这位还很稚气的少女，规规矩矩地打招呼说：“您好。”然后问我点什么菜。“哎哟！”我不禁为之感到意外。
她面带明朗的笑容，转过来转过去。我看着看着就觉得心里舒服，充满了想多多地给她小费的心情，如果她会接受小费的话。
她胸前别着一枚写有“实习生”字样的徽章。我想，她是搞业余劳动的高中生吧，一问，原来是成都的饭店学校的学生。同她的年龄相比较，她的工作是相当重的：在进餐时间里，她得抽空到小卖部去卖土特产品，晚上还要在酒吧间接待外国客人，每天总要过了半夜一时才能就寝。“不过，再过两个月就要毕业了，所以我要加油干。”她用流利的日语回答说。
过去访问过中国多少次，遇到如此认真的服务员却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这次旅行期间，也碰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在北京的饭店里，洗澡间不出热水，请求修理，谁料一搁三天无人过问；在上海的一家文具店，我进去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店员就催我说：“要买什么，快点决定！”
“中国的服务行业还是老样子啊！”一位在北京住了三年的朋友这么向我说。我点点头。
第三类产业的服务之坏，不但外国人，连中国人自己都似乎觉得事情棘手。
活跃于海外的华侨，通过服务业取得成功的大有人在；可是，在本土上为什么根本没有改进呢？
革命以后，北京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号召下，致力于工业，所以服务业削弱了。同时，“服侍人的人是下等人，被服侍的是上等人”这种错误观念扩散开来，出现了年轻人都想进工厂当工人，而讨厌在服务部门工作的社会风气。作为学生的就业对象来说，中国同日本正好截然相反。在日本，学生毕业了想去第三类产业就业的绝对地多于去制造厂的。
有人以为，大批待业青年要安置，如果发展服务业，就很容易解决，其实这么想是大错特错的；至关重要的是，首先要恢复对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心。
在这一点上，我在重庆遇到的那位少女，经过教育和训练，进行了使旅行者心里为之感激的服务。这就证明：好的服务，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做得到的。不过，我出于一片婆婆心，再噜嗦一句，就是：过于热心工作，直到深夜还在酒吧间为客人服务，那是做得太过分了！多起来，怕会产生别的弊病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