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文章　我同江泽民主席共进晚餐

【美国《时代》周刊２月２２日一期文章】题：我同江泽民共进晚餐（作者
时代公司总编辑诺曼·珀尔斯丁）
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要追溯到大约５０年前。我的一些三年级的朋友和我
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喝着牛奶，吃着抹了花生酱的三明治面包，怀着强烈的好奇
心和恐惧感观看中国士兵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的新闻报道。那就是在毛泽东和共
产党人把蒋介石和国民党赶到台湾，接管了中国后的１９５０年。而且他们又在
开始同我们打仗了。
在那以后的十年中，随着我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读着亨利·卢斯的《时代》
杂志渐渐长大，心中的好奇和恐惧感也渐渐增强。卢斯出生于在中国传教的美国
长老会传教士家庭，正是他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时代》周刊把毛泽东和赤色中
国描绘成了魔鬼。７０年代，我居住在香港，有机会观察到晚年时的毛泽东，臭
名昭著的“四人帮”当时已把中国推入混乱和近似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之中。当时
我想，卢斯大概是正确的。
本月初我飞往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和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进行了３小时
的引人瞩目的谈话并共进晚餐。当汽车驶入钓鱼台国宾馆时，我认识到中国和它
的领导人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而美国却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常常是用卢斯的
眼光看中国。
自从我在香港生活的那些年以来，中国为了放宽它的经济政策和开放社会已
经做了许多工作。在国际舞台上，北京有些时候已经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它在试
图缓和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状态，使北朝鲜的军事野心有所限制。它在联
合国进行关于在波斯湾和巴尔干使用武力的表决时，往往投弃权票，而不是投反
对票。
比尔·克林顿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他一再批评乔治·布什对中国态度太软。
而现在，这样批评克林顿的当然又是共和党人了。这种从道义方面谴责中国的危
险在于，我们在失去了帮助中国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同时，也伤害了我们自己。
我同江泽民共进晚餐是在一个盛大、正式的场合开始的。按照例行的安排，
先是喝茶，并给记者们一点时间让他们拍照。几分钟后，我们进入一个小餐厅。
在那里，在他的建议下，我们都脱去外衣，以便我们能够更轻松地享用晚餐。江
泽民热情而睿智，他的声音非常洪亮悦耳，无论他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讲话都如
此。而当他因一个想法或一个笑话而情绪激动时，他的声音从低沉、浑厚到高昂
，极具感染力。他是一位很好的听众，昂着头，背靠坐椅，并不时向前倾斜着身
体作出回应。在整个晚上，他的目光充满笑意。
他本人对美国一直充满了好奇心。当讨论到人类的平等时，他引用了林肯在
葛底斯堡演讲中的部分讲话。他仍然还记得他在大学学习、准备将来成为一名工
程师时所用的英语课本。他充满感情地回忆了１９９７年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的
情景，在那里他曾摇响了开市的铃。他同时还显示对我个人经历十分了解，他责
怪我没有带我的夫人——作家南希·弗赖迪前来。他说，共同讨论她写作的话题
——爱慕、嫉妒、友谊，比同我讨论的话题——经济和政治或许更有意思。
但是，除了善意的玩笑，江泽民已准备好对美国的抱怨作出反应。他说，他
了解新闻自由的价值，“只要新闻媒体不歪曲事实”。他承认他同克林顿总统有
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他对在对华政策上发生的使华盛顿内部产生分裂的争吵感
到失望。他抱怨说，美国想把它不需要的产品卖给中国，而在中国希望购买的一
些商品销售上施加限制。他说：如果你们把高科技产品卖给我们，我们将付给你
们专利权使用费。但是他告诫说，如果美国拒绝将这些产品卖给中国，中国将从
其他地方购买这些产品，或者自己生产。他说：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依靠我们
自己的力量，我们研制了氢弹和原子弹。如果你们拒绝向我们出售卫星和其他新
的高技术产品，我们或许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制。到那时，我们就没有必要
购买你们的了。但是，江泽民谈话的真正焦点并不是在这些问题上。他谈话的中
心是国内经济。他，朱镕基总理，以及围绕着他们的领导层所担心的是，如果不
继续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中国可能回到他在文化革命中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动
乱中去。
江泽民认为，如果中国能使经济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任何其他事情都会得到
解决。他讲这番话的含义是，美国将看到一个它可以接受的中国。
中国的决策者说，他们需要使年增长率达到８％，以便在解决他们的问题方
面取得一些进展。他们承认，去年的经济增长水平未能达到这一目标。尽管存在
要中国的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是，江泽民坚持说：“人民币将保持稳定。目前
我对这一点仍然感到很有信心。”
这次长达３个小时的晚餐（不管谈话是如何的坦率）不会回答人们提出的所
有问题。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在更大程度上把中国视为盟友，而不是敌人
。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越强大，对我们两个国家将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