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刊登张学良访问记

【台湾《联合报》九月二十八日文章】题：和中国现代史相关联的张学良访问记（记者：于衡）
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四十五年前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虽已成历史陈迹，但当事人之一的张学良仍然健在，成为当代历史的见证人。
将近半个世纪，张学良一直隐居在山陬水涯，过着宁静而闲适的生活，陪伴在他身边的仍是那位“红粉知己”赵四小姐——赵一荻。去年十月二十日，张学良夫妇曾赴金门参观。半个世纪以来，他总是避见新闻记者。直到不久之前，他却很不心甘情愿的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这可能是西安事变后，四十五年来他所接见的第一个“职业新闻记者”。
八十一岁的张学良，在荣民总医院四十三病房第十七病室中，告诉《联合报》记者说：“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要发生，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然而上帝却了若指掌。”
他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觉得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由于专心研读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
张学良说，在他研读圣经之前，也曾计划写回忆录，而且拟订了大纲。他说：“我写回忆录的原则是：第一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见的。但在研读圣经以后，一切都不想写了。”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仅三十六岁，九一八事变那年，刚三十一岁。那时，他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被人称为“张少帅”。现在他已满头灰发，头顶中间的头发脱落。有人说他“声若洪钟”，其实是由于他两耳重听，讲话时怕对方听不到，所以嗓门拉得特别高。他刚进医院的第一天，我听到他拉大嗓门说：“今天上午我的体温是三十八度九。……”。他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性重听病以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他这次住医院，是由于高烧不退，经诊断是重感冒。在他住院期间，他的夫人赵一荻，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今年六十八岁的“赵四小姐”——赵一荻，是在十七年前的七月四日，才与张学良在台北补行婚礼的。那时她已经五十一岁，和“张少帅”同甘苦已二十八年。依她的年龄推算，西安事变时，她二十三岁。
本报记者这次访问张学良时，前后会晤达八次之多，其中一次最长的时间是五十六分钟，最短的时间是五分钟。谈话的内容，没有涉及西安事变。所谈的问题，包括他到金门访问的感想，他的人生哲学，生活形态，病中的感触……范围颇为广泛。
记者望着他那疏落而灰白的头发，面部的老斑，再加上医院“病人”所穿的宽大睡衣，还有他那一脸纯朴的表情，看去真似乡间的老农，那会想到他就是五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是四十五年前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是曾经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并在现代史上——不管是好的或者坏的——留下记录的老人。
张学良在二十年前，写过一篇《西安事变》忏悔录，但未向社会公开。
在记者断断续续的访问中，第一次的访问时间最长，占了五十六分钟。那一晚张先生的情绪很好，他和我谈访问金门、谈种兰、谈圣经、谈生活，也谈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
张学良第一次和记者聊天时，谈到他的老友冯庸——前东北冯庸大学校长——，他说：“我们两人常抬杠，五十年前如此，前几年仍然如此。但最后我说服了他，终于皈依基督，并且领洗。”
由于冯庸的逝世，谈到刘毅夫在《传记文学》上写的追悼文章，也谈到传记文学和刘绍唐其人。
赵一荻今年虽已六十八岁，看去可能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大约是因为“少帅”重听，她也就练成了大嗓门。
她和我不谈张学良的事只向我传教。她和她的丈夫相同，可以背出圣经的某一章某一节。她说：“人生的旅途极短，我们真正的老家在天国。”
听赵四小姐谈话，觉得她的辞锋锐利，咄咄逼人。我衣袋里有一份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的《联合报》，在第三版的头题，报道了张学良和赵一荻结婚的新闻。本想拿给她看看，但却由于她的严肃表情而作罢。
在张学良住院期间，立法委员王新衡，国策顾问何世礼、总统府资政张群，先后到病房探病。
张学良目前住在北投复兴岗的半山中，他的生活简单，平时他和他的随从人员一道吃大锅饭，偶尔也会由赵四小姐下厨房，做点小锅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