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三）

二、北伐
南方由于种种原因是支持孙中山的：他是民主主义者，在省港罢工时帮助过工人，反对英国在中国南方称霸。还应看到，不管孙中山愿不愿意，他在广州保持着一个与华中的军阀对峙的政府，在他斗争的该阶段，这是符合南方自治派的利益的。
此外，孙中山是一个全国闻名的人物，他是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一九一一年革命的领袖。对孙中山来说，南方的广东只是国民党在全中国取得政权的跳板。孙中山一心想要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他这种观念遭到了南方有割据自治倾向者的抵制。因此，南方的小资产阶级反对孙中山北伐。陈炯明利用南方的自治倾向，协助奉行瓜分中国政策的外国帝国主义坐收渔利。孙中山地位不稳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社会纲领。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超阶级”立场上，不了解在斗争中应依靠什么人。他没有关于工人问题的任何纲领，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根本估计不足。他的国有化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还没有公开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
我在同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主张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应以将所有外国资本国有化的要求来代替资本国有化的纲领。我们就这个问题谈了许多。孙中山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他都反对。这是一个遁词。他当时并不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同时却提出资本国有化的口号来恐吓民族资产阶级。
他的整个策略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纲领，但却有一个抽象的社会纲领。在过去是纯粹的军事起义，现在是同这个或那个军阀妥协，建立自己的军队，取得军事胜利，然后才进行社会改革。
中国的军队是招募来的。每个督军都有自己的一支队伍，主要是用从本省农民那里征收来的赋税作为军队的经费。连年不断的内战、苛捐杂税、歉收、高利贷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农民纷纷破产。不发达的工业未能吸收农村中流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千百万破产的贫苦农民在全国各地到处行乞。他们变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组织了盗匪集团，掠夺城市农村，向各地勒索款项。另外一些破产的农民则被招募到督军的军队里去。在南方，在广东，孙中山也有这样一支雇佣军。这支军队给人以极其凄惨的印象。孙中山的军队不仅士兵是雇佣来的，就连指挥官——从低级军官到将军，都是雇佣来的。这些人同民族革命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是一些投机钻营、受贿贪污分子，把当兵看成是捞钱的职业。
我对孙中山说，这样一支雇佣军不能承担民族革命的任务，很难依靠这样的军队。我同他说应建立一支革命的民族军队。
孙中山同意这个看法，他答道：“首先必须打倒国内的军阀，然后才能在中国建立一支统一的民族军队。”这又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孙中山毕竟看到了自己军队的缺点，后来，他根据我们顾问的建议，建立了黄埔军校来培养未来国民革命军的骨干。
我们还谈到了国民党。从组织上看这个党既软弱又松散。从现在的政党概念来说，很难称其为党。我问他有多少党员。孙中山说出了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庞大数字。他发现我对此感到吃惊，便解释说：
“譬如，上海举行的学生代表大会对我表示支持，而中国的学生又有如此之多。此外，还有我的军队。它承认国民党的全部原则。其人数有数十万。”原来，孙中山把这数十万雇佣兵也算作自己的党员。
内战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北方是吴佩孚同张作霖之战。这是孙中山对吴佩孚发动北伐的良机。但是同陈炯明的冲突仍然阻碍着北伐的进行。我记得当时孙中山满脸涨得通红紧握双拳对我说，“我的挚友陈炯明成了叛徒，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局面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决定北上，在他看来，革命无非是一场战争，到战后再实行伟大的改革。孙中山还不认为革命乃是革命战争同社会改革的结合。他派遣自己的军队北上，但在南方，无论从军事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没有一个可靠的后方。在后方，同陈炯明的冲突没有解决，而这场冲突已在国民党内引起暗中的分裂。有一部分党员肯定是同情陈炯明的。广州的资产阶级对孙中山持摇摆的态度。孙中山的政府在工人中也没有得到充分支持。
可见，孙中山所依靠的社会基础是不巩固的。要完成北伐的主要任务，他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首先是依靠新招募来的军队约五万人，由一批与国民党毫无共同之处的军官指挥。他还指望得到其他省的由于种种原因反对想独霸中国的吴佩孚的那些军阀的支持。
孙中山同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后，吴佩孚就无法调动全部兵力来对付孙中山了。此外，广州政府还同张作霖关系密切的亲日派安福系结成了军事同盟，这个系掌握了闽浙两省，拥兵六万人。还有，四川军阀已摆脱吴佩孚宣告本省独立，因此也同孙中山结成了军事同盟。陕西有一部分军阀，他们的督军硬要把自己的竞争者从本省的地盘上赶走，所以也支持孙中山。其他各省，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山西和湖南五省保持中立以外，都站在吴佩孚一边。（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