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二）

对这样的提议，我只好开开玩笑来回答。我说，光是一个县，要搞共产主义试点，规模太小了。但是我理解他这个建议的意思。孙中山知道我是共产党人，他知道广州共产党员站在他的对立面，知道我同广州共产党员在接触，他也知道广州的工会已经离开他了。自然，孙中山起初对我不大信任，因为我的话同广州共产党人的行动是不符的。
他出乎意外地提议要在一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是在试探我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我用开玩笑的口吻回答了他这个建议后，便向孙中山阐述了我们对中国革命当时所处的阶段的看法，对必须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及其可能提出的纲领的看法。这些问题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
孙中山活跃起来了，他脸上那种紧张神色消失了，眼睛里射出了一道光芒。他开始谈到他起草的他那个党的纲领。他用两个提法来表达这个纲领，一个是“三民主义”，另一个是“五权宪法”。
这两个提法中体现了对孙中山影响很大的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他试图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原则同中国的条件结合起来运用。孙中山并不掩饰“三民主义”渊源于美国。他说，林肯总统的原则同我的原则完全吻合。他说：“人民的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为人民办事的政府。无论对欧洲人来说，还是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原则都使他们取得光辉的成就。在中国可以找到表达这种思想的语言，我把它表述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当时提的民族主义就是指中国的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通过由汉人同化其他民族的途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孙中山在其纲领的这一部分中还未谈到使中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他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应当成为一个可以根据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吸收外国资本的、独立的国家。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意味着实现“按比例”交纳土地税。纲领中这一部分的中心是土地问题。赎买一部分土地，在贫农中分配土地，按地价征收土地税，这就是在“三民主义”中阐述的土地纲领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国家只应规定比例税，以阻止大土地所有权的形成。
孙中山当时在农村想依靠的不是贫农，也不是富农和资本主义成份，而是中国的中农，是小农。在这个纲领里，农民的利益主要是在整顿租税制度的那一部分中反映出来的。孙中山当时只消在他掌握的广东省立即循序渐进地实行这一租税改革，他就能把千百万农民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他就能在这些农民的帮助下胜利地继续斗争，但他没有这样做。
当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不实行自己的土地纲领？他答道：现在他面临的是军事任务。他得要把全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实行土地纲领。然而这就是他前一阶段斗争的主要错误。孙中山如果依靠农民，他的斗争就不致屡遭挫折和失败。
孙中山没有理解到他自己的纲领所反映的是哪些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不知道在斗争中应依靠何人，如何把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他以为，他的思想和他的名望本身会自然而然地迫使敌人放下武器。孙中山认为，在中国节制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的，而且这样可以避免阶级斗争。他理解这种斗争的根源，理解斗争产生于资本主义。他说，欧美的全部罪恶就在这里。那里的“产品分配不均”，那里有大量的穷人，国家的全部财富都被资本家掌握了。
孙中山说，“问题在于，欧美一切灾祸的总根子在于产品的分配异常不均。中国没有大资本家。”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会有阶级斗争。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可能出现大资本家，对此必须进行斗争。不能允许私人占有大工业企业、铁路、矿井、矿场。因为这会招致“不均匀地分配产品”，这一来，中国也会出现欧美出现过的现象。
“欧美产品分配的不均衡性是我们的坏榜样。因此，我鼓吹民生主义，主张土地和资本社会主义化。”这就是当时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概述。
关于资本国有化的学说，归结为节制大私有生产的发展，因为这种生产破坏中国手工业、小商业和农民。与此同时，孙中山由于十分了解英美的情况，所以他理解现代技术优越于中国的中世纪的落后技术，大机器工业优越于手工劳动。他认为必须把现代化先进技术引进中国，并制订了一个宏伟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不过不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是在资本国有化的基础上，在铁路、港口等等国有的基础上发展。这实质上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中国布满铁路网是他的一个宿愿，他很喜欢谈这个问题，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
孙中山当时的民权主义在《五权宪法》中作了阐述。这种宪法实际上是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这种宪法在同中国的专制主义和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派的斗争期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进步纲领。应当看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孙中山的晚年才形成“自为的阶级”的。孙中山在晚年才以新的态度来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