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一）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联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回忆中国》一书，作者达林曾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他曾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六年三次来华，同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进行过多次谈话。《回忆中国》一书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一、同孙中山的谈话
当我抵达广州时，孙中山的政府正遭到新的危机，原因就是同陈炯明的冲突。在我到达前几天，忠于孙中山的军队才把广州攻下来，把“同盟者”从那里赶走。但是，这并未能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深化了。因为陈炯明的军队就在离广州不远的地方。
城内已经平静下来了。河岸上人们熙熙攘攘，店铺也都开门了，这种情景使人难以相信几天前在这里·打过仗。
在华北，吴佩孚和张作霖已开始交战。吴佩孚受到英、美的支持，张作霖则有日本作后台。这两个军阀之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统治权的反映。十分明显，华盛顿会议没有使列强之间的矛盾缓和下来，反而使它更加激化了。日本主张保持“势力范围”，反对“门户开放”政策。英国也主张保持“势力范围”。但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也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决定支持英国也就是支持吴佩孚。
既然孙中山在斗争中曾同军阀结成同盟，所以他如果同“自由派”吴佩孚达成协议，那就丝毫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但是，孙中山的做法恰恰相反。他想利用北方军阀之战来打击自己的敌人——把持了华中的吴佩孚。为此，孙中山同张作霖达成了协议。
许多人当时对孙中山同反动透顶的军阀张作霖达成协议不理解，甚至他的某些朋友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他的敌人了。他的敌人就利用孙张之盟来鼓动反对孙中山。
就在这种北方军阀已经开战以及孙中山和陈炯明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在广东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那是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同张太雷和瞿秋白一道按时抵达孙中山及其政府所在一座宫殿里。汽车停在中国式的拱形侧门旁。这扇门是进入高高的围墙的唯一通道，这座宫殿和与其毗连的一些房子都在围墙里面。
正在警卫打电话同人联系和填写通行单的时候，我把前院环视了一下。警卫队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士兵可能不少于一个营。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许多煮着饭的火堆。火堆旁围着一批批士兵。离火堆不远的地方架着步枪，这好象是在一块刚刚占领来的地方露营一样。
人们来去匆匆，军官们跑进跑出，不断下达各种命令，更换岗哨。士兵们躺在树荫地上。使人感到有一个神情不安的紧张气氛。
通行单填好了。派了一名军官来陪我们，把我们带进宫里。这座宫殿坐落在一个高坡上。我们走进了宫殿。有人把我领进一个房间，等待同孙中山见面。
几分钟后，孙中山进来了，他中等身材，穿着有一排密密的扣子的中山服，领扣也扣得紧紧的，脚上穿的是中式便鞋。他那一年是五十五岁。他脸上的表情和手势都显得十分沉着。他行动迟缓，给人某种精神不振的印象。
这种外表的沉着同当时的一些说法不相符。当时的传说是：孙中山在作战时曾亲自拿枪向敌人射击。
孙中山的眼睛是深棕色的，非常灵活，炯炯发光，就象列宁的眼睛一样。我对他们两人眼睛的酷似感到吃惊。
我把一封信交给了孙中山，信中谈到我的使命，我还代表苏俄的工农向他致意，并祝他的工作和斗争取得成就。
我一直以强调的口吻称他为“总统”，这与所有外国帝国主义报刊是不同的，外国报刊不承认他有这一称号，而一直称他为“孙博士”。
他在回答我的致意时，谈了许多关于他对苏俄有好感的话，并说，他很愿意向我介绍中国南方的局势，并很想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状况。
我们谈话的主题是关于陈炯明的问题。尽管当时已发生了武装冲突，但陈炯明名义上还是广州政府的军事部长。我知道，孙中山曾派代表团同陈炯明谈判消除冲突，要他回到政府中来。谈判结果如何我不知道。我问他有无可能和解。孙中山听到冒火了，提高了嗓门说：
“我是总统，部长应当听命于我。而他却反对我，反对共和国总统，他反对人民的意志，如果他不服从，就予以消灭。根本谈不上什么妥协。”
但在这次谈话后，孙中山还是派代表团到陈炯明那里去了，进行了谈判，不过后来的事件表明，谈判毫无结果。
我们转而提到了同吴佩孚斗争的问题。孙中山告诉我向北线增派部队的情况，并以非常乐观的语调谈到了北伐，并说必将迅速获胜。
话题转到了苏俄的状况孙中山对红军的数量、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然后，孙中山问及了列宁的健康状况。谈完后我们约定再度会面。
我得到的印象有些奇怪。我感到孙中山言谈克制而又谨慎。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尽可能同我经常会面谈谈他想同苏俄建立接触的意图。
孙中山对我采取这种双重态度的原因，在后来的一次会晤中作了解释，那次会晤谈的全是纲领性问题。我们谈了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问题。
谈话的中心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孙中山对此向我作了详细的询问，我们谈到了苏维埃，谈到了红军，谈到了自由对人民群众的意义。孙中山都悉心聆听，然后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我给你们一个最不开化的、没有沾染现代文明的山区的县，居民是苗族。他们比我们的城市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城市中的现代文明使人们反对共产主义。请你们在这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如果你们的试验成功，我就在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