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干涉（四·完）

民间何以大多倾向于革命军，其理由可归纳为以下数点：第一是日人向来多同情革命党，“中国革命同盟会”之得以组成，日人出力不少。第二是日人对华南的关心。日本自甲午战争攫夺台湾之后，“南方经营”（此处所谓南方实指华南）之声甚嚣尘上。武昌起义对于“南方经营”的机会大增，利用“援助革命军”的方式乃成为最佳的途径。第三是对袁氏之厌恶，盖日人对袁氏评估偏低，一般均斥其为甲午战争的祸首。最后一点则是日本国内的政争，对华政策分歧，因而一部分主张援清，一部分同情革命军。
虽然大多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革命，但对政体问题则未必支持革命党所主张的共和制。不仅各大报的论调，连“支那问题同志会”的浮田和民等人，亦赞同保持清朝，逐渐实行立宪政治。
乘中国纷乱谋取长江流域的利权，藉以扩大其对中国本部的影响力，实为日本的既定方针，但大部分是由民间推动。其中大半采取经由贷款给革命军武器的方式，而分别以招商局、苏省铁路公司以及汉冶萍公司为担保，并透过“大仓洋行”、“三井物产”而进行。但这种经济侵略的阴谋却未得逞。
大陆浪人或日商大多怀着趁火打劫，贪图暴利之心，在革命党周围的日本人专横跋扈者亦多，不仅引起国人的不满，犬养、寺尾等亦加指责，因此，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之外，实际上对革命军并无助益。五、日本对满之积极政策
日本自日俄战争前后即注重东北问题，朴资茅斯条约订定后，东北问题仍未完全解决，于是有一九○七年及一九一○年的两次密约及协定。辛亥革命时，日本对满蒙问题尤为注意。到了一九一二年一月，日本对华干涉政策因受到列强的牵制，维护清室的方针亦归失败，于是转而积极推动其满蒙政策。日本此时所以对满蒙问题态度转趋积极，一方面是顾虑到清朝蒙尘时期迫切，而有采取对满积极措施的必要，一方面是为了肆应革命军登陆东北的可能，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一月十一日，俄国发表一项声明，支持外蒙独立宣言，并反对清廷之干涉。于是在山县有朋、寺内正毅等的鼓吹策划下，高倡所谓“满洲出兵论”。在此情况下，一连出现三项具体的计划：一是包含瓜分内蒙古的第三次日俄密约及协定之缔结；二是以元老山县为中心，由军部所推动的增派陆军前往满洲的计划；三是在参谋本部支援下，驻军与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等策划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第三次日俄密约显示日本对东北及内蒙势力扩张之积极态度，及其外交策略已由日英协调转为日俄协调的方向。至于增兵东北则受美、德等国的牵制而无法实现，“满蒙独立运动”亦因军部内部方针之不统一、外务省之反对，以及英国对“满洲分离运动”之牵制而失败。无论如何，已可看出日本觊觎满蒙由来已久，此实后来“满洲国”之前奏。结论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虽然在方式上颇为分歧——政府与民间的意见不一，政府内部即外务省与军部的见解亦异——但其蓄意侵略中国的本质并无二致。武昌起义后，日本极不愿近邻出现一个政体不同的共和国，更不希望中国从此迈向统一，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而成为对华侵略的一大阻力，因而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制”的立场，对于清室的维持不遗余力。日本原有武力干预中国革命的企图，然而受阻于英、美、德等国。盖列强大致已决定不干涉，日本在外交上实有孤掌难鸣之感，且自认尚无力与英、俄等国相抗衡，唯有退而求其次，对北尽量与俄国妥协，藉图解决满蒙问题，对南则跟随英国的政策，俾能沾享长江流域的经济利益，此即所谓“与列强协调”的方针。
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局势的演变却一反日本的夙愿，朝向共和制的结局，因此，日本的“扶清反革”政策完全失败。日本外交既受到挫折，遂转而与俄国协力，密谋拓展满蒙的势力，但仍不忘华南权益的攫夺，即利用民间（所谓大陆浪人），企图以武器、借款等种种方式援助革命党，以便控制华南，而与北京袁氏政权对抗，但未成功。
日本的干涉政策虽无由实现，但无论是政府、军部或民间方面，对于扩展在华权益方面仍不遗余力。及至袁氏的北京政权取代清廷之后，日本亟思以新政权的承认作为换取特权的交换条件。
虽然日本民间大多倾向于援助革命党，反对日本政府之援袁政策，甚至于在二次革命期间有军民 投效革命阵营者，但仍不脱鼓煽动乱，制造分化，从中渔利的策略。日本处心积虑的侵略中国，但屡遭列强的阻挠以及革命党的抵制而不敢断然横行，以致其“大陆政策”无多进展。为了挽救多年来的外交颓势，进一步攫夺在华利权，势非改弦更张大举侵华不可，而欧战的爆发正是千载一时之机，于是借名对德宣战，夺取山东利权，不久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拟全盘控制中国。二十一条要求可说是甲午战争以后，经日、俄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集大成，此由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干预过程中即可充分洞悉其野心所在。（原载台湾《传记文学》一九八一年五月号）（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