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与干涉（三）

日本对袁氏与英国的勾结极为愤慨，曾危词恫吓，但已无法挽回外交颓势。其后一面派参事官松井庆四郎赴华襄助伊集院，一面派外务省法律顾问丹尼逊（ＨｅｎｒｙＷｉｌｌａｒｄＤｅｎｉｓｏｎ）赴沪，与革命军交涉，试图强占华南铁路、矿山权利，俱未成功。
日本的对袁外交完全失败，染指华南的试探亦遭严重的挫折，乃转而策动美、俄两国，采取联合干涉行动。俄国原则上表示赞同，美国则予婉拒，强调其严守中立的立场。
列强之中，日本对政体问题所持态度最为固执，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制，结果完全失败。英国因华南英商、传教士等同情革命党，以及奠里逊（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等的鼓吹，转为支持共和，试图以“共和制、袁大总统案”以解决纷争。日本甚不以英国提案为然，建议由日、英两国邀请俄、美、德、法等国，举行六国间协商，以寻求解决之法，却未成功。至此，固执维护清朝君主制的希望已完全幻灭，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遂再转为观望的方针。
何以日本始终固执君主立宪制以维护清朝，其原因有三：（一）是为造成对于所谓“满洲问题”（旅大的租借年限、铁路各项问题）的解决有利的条件。盖以日本之力以维持君主制，则日本必能获得较为有利的地位，为了永久支配东北，实有维系清朝这一君主形式之必要。反之，如革命成功，将出现统一共和政府，而收回主权运动必然高昂，则日本在南满的不合理的军事统制必更困难。这是伊集院的“清国三分案”，以及“满蒙独立运动”所以产生之背景。（二）是由于立宪君主制之强制，即使革命势力与清廷的妥协不成，内乱再起，日本的立场亦不至如英国之困难。随着内乱之恶化，可造成列国干涉之机会，毋宁对日本有利。（三）是重视共和制对日本的影响。不仅是当时的报章杂志已受到影响，甚至连殖民地台湾也掀起支持共和制的运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廷颁发上谕，委由临时国会决定政体问题。另一方面，当南北议和进行期间，革命军组织临时政府，并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四、日本“民间人”的活动
日本人支持中国革命的份子不一，有政治家、军人、学者、商人、浪人等，其动机亦极为复杂。实际上与革命党人有交往的，多是一些大陆浪人及在野志士。他们大体可分成以下三个群体：第一是极端国权主义（国粹扩张主义）份子，如玄洋社的头山满、黑龙会的内田良平等，他们的背后是日本军阀，这一群体在理念上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相去甚远，其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企图借机向中国大陆扩张，以建立非常的“伟业”。第二是民权主义右派份子，如平冈浩太郎、大石正已等，他们的背后是日本新兴的产业资本家，他们是以国家主义独立运动先进者的地位，对中国革命寄以同情，希望革命成功之后，能取得在华的经济特权。第三是民权主义左翼份子，如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他们的背后既无军阀，亦无资本家，他们可说是理想的社会主义者。由此可见，除了第三个群体，尤其宫崎等极少数几个人，始终为中国革命尽瘁之外，第一、二两个群体之支援中国革命，无不怀抱某种企图。同时由于各派都缺乏雄厚的财源，其活动全赖财阀与军阀的支持，他们原有的意图乃逐渐变化终为军阀主义者所利用，后来大都沦为军阀的爪牙。当武昌起义时，董野长知首先接到黄兴在船中（由香港赴沪）拍发的急电，纠合多数同志来华参加革命军。其后黑龙会与玄洋社的浪人等，不断的赶往助阵，而在中国境内已有军部与大陆浪人暗中支援革命军。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早在十月十七日，已有“浪人会”的召开，“太平洋会”（大陆政策推进团体）亦在二十日举行演说会，呼吁日本政府采取中立。到了十一月，小川平吉、内田良平等组织“有邻会”，通过援助革命党的决议，但其目的则在满蒙问题之解决。十一月底，犬养毅率松平康国、柏原文太郎、寺尾亨、副岛义一等到上海，并曾会晤孙中山先生。犬养此行可能是在日本政府的指使下而行动，其目的一方面是转达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劝孙先生联合两广总督岑春煊、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与袁世凯对抗，但为孙先生所拒。十二月初，头山满亦受“有邻会”敦促，筹募资金，并携带一批“浪人志士”赴华。及至南京政府成立，国际问题专家寺尾与副岛等受聘为顾问。惟两人的主张不同，寺尾唯恐南北对立引起列强干涉，力劝革命军妥协；而副岛则倡言中国必须维持君主立宪制。此外，有舆论界所组织的“支那问题同志会”。此会与“有邻会”相较，直接的支援活动甚少，但亦曾与革命军有过接触，且屡派代表向首相、外相表达其对中国时局的见解，甚至抨击日本政府干涉革命军。当上海南北和议进行中，因流传日本政府有以武力干涉之说，以根津一为首的“东亚同文会”人士，以及白岩龙平、小川平吉等人，另组织“有邻同志会”，志在支援革命军。此外又有“太平洋会”等组织，其目的为“保全中国，援助革命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