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盛顿邮报》刊登西·夏皮罗文章：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电影中扮演角色

【美《华盛顿邮报》七月十二日文章】题：一个美国佬在中国扮演角色（作者：西德尼·夏皮罗）
我这颗“流星”在中国影坛的升起，始于一九六二年。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摄制一部题为《停战以后》的影片，我被要求扮演美国人杜克教授这个反面角色。
剧情围绕着一九四六年称为“军调部”时期那段历史编写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争。美国正设法想在中国建立一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势力”，希望他们组成一个亲美政府。作为杜克教授，我将巧妙地设法把那些知名人士拉进“第三势力”的行列中来。
当人们要求我担任这一角色时，我犹豫了片刻。我无法抗拒能使我的形象在银幕上永垂史册的那种诱惑，我乐意地答应了。我确信，这将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并将富有魅力。但结果远非如此。我首先遇到的是同化装师的麻烦。我从容地任凭按照他心目中一所中国大学的美国校长的模样进行化装。当我从镜子里瞧着为我安上一个假的秃头、短髭加山羊胡时，引起了我的兴趣。
同导演进行磋商以后，决定把短髭取消。八月中开拍时，我戴着橡皮头套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搞得满头大汗，把脸上的油彩都冲掉了，拍秃顶校长这个设想也放弃了。我们最后商定让我梳分头，带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领结。当这部影片开始在全国放映时，戏剧界的朋友说，看上去很逼真，就象一个美国人。他们有礼貌地避免对我的演技发表评论。我的中国妻子以前是一位有名的戏剧和电影演员，现在是一位作家兼戏剧评论家。她以夫妻之间才有的直率，给我的演技的评语是“乏味”。我只得同意她的意见。我发誓决不再在摄影机前露面。哪知十二年以后，我违背了我的誓言。
一九七五年七月，在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紧急通知后我来到了东北。我同意再次扮演一个美国坏蛋，这次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位空军将军。为了维护我们家作为演员之家的声誉，妻子坚持亲自指导我的演出。我以为这下子我的演技会有所改进了。但是她总是摇头。朋友和同事们对我的“演技”给予的一片善意的赞扬并没有使我就此洋洋自得起来，每当我骑着自行车在邻居的娃娃们身边走过，他们向我这位“美国将军”行军礼时，我常常大吃一惊。我再次发誓决不在电影中担任任何角色了。
去年底，当人们向我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时，这个钢铁般的决心又动摇了。一部片名《西安事变》的宽银幕现代历史故事片即将摄制，他们需要有人扮演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他们说，我长得象他，并拿照片给我看。影片将反映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而我，终于能扮演一个“好人”。经过了一番犹豫，我投降了。
我扮演的角色要求我在蒋介石总司令被张少帅逮捕后，我作为蒋夫人的使者飞往西安，并敦促蒋同入侵的日本人开战。当时蒋已将满洲里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影片的高潮是周恩来代表共产党突然出现在西安，建议结成一个反对敌人的统一战线。
有我参加的第一批镜头是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拍摄的。蒋夫人正在举行一个有外宾参加的宴会，外宾当然包括这位顾问。拍摄工作一开始就出了一些有趣的事。在南京大学学习的来自六个国家的留学生接受了邀请，来扮演“外宾”。负责服装的部门准备的鞋子太小了，这些人穿不下，不得不到上海去定做大号码的鞋。拍电影的人一般会估计到各类情况的，但当这些临时演员要上场跳舞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导演有点着慌了。事情发生在三十年代他要他们跳华尔兹，而这些学生却只会跳迪斯科。后来由中国老演员教会这些外国青年跳华尔兹而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们的拍摄工作已接近完成。我一直往返奔波于北京和西安之间。
至于我演得是否逼真，看来不会有定论。导演对有一个我同蒋介石共进西餐的镜头倍加赞扬。他说，我使用刀叉特别熟练。但是几天之后，我同少帅坐在一辆老式汽车里，车停在一条乡间道路边上，等待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以便能拍摄汽车的内景。我们的衣着和打扮吸引了围着我们车子的一群当地农民。
一位老太太指着我对她的朋友说：“你看这个人象不象外国人？”
另一位老太太好奇地盯着我，肯定地说：“一点也不象。”
总而言之，我已经下很大决心，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在中国电影中扮演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