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文章：葛罗米柯自传（中）

“同美国搞好关来”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热情地同我互致寒暄。首先说话的是斯大林。他说，打算派我到驻美大使馆担任副职，即参赞。我尽管当时已经做好精神准备，但坦率地说，对于这一决定仍然稍感惊讶。
斯大林简洁地叙述了苏美关系中必须特别重视的领域。而且，根据他的意见，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在增大的情况下，苏联理应同美国这个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对此，莫洛托夫赞同斯大林的意见。从交谈的内容中我理解到，我将被派往美国。
驻美大使乌曼斯基似乎没有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留下好印象，不久，Ｍ·季维诺夫作为乌曼斯基的后任担任了大使，但他在职的时间也很短暂。
不久，我接替了Ｍ·季维诺夫担任了驻美大使。在教堂听说教斯大林说：“经常去美国的教会或大教堂，听听牧师的说教怎么样？他们能用地道的英语讲话嘛。发音也好。许许多多的俄国革命家在外国的时候，为了在外语上取得进步，采用过这种方法，我上述主张的根据就在这里。”他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后来得知，他常常运用这种办法。
一九三九年秋，我已经和家人在一起乘上意大利舒适的大型客船“雷克斯”号赴美。
我们抵达华盛顿。而且，不久我就同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的代表，后来又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取得了必要的联系。一九三九年底，在华盛顿举行的国立美术馆开馆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总统。
必须指出，我到美国后的最初时期，苏联与芬兰的军事冲突还留有遗迹。美国的报刊杂志对苏联的调子基本上是不友好的。那时，很多美国人还在自己问自己：法西斯在欧洲南北把什么作为目标？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领悟到法西斯军事计划的真正目的。不言而喻，形势正式发生急速转变是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美国本身的前途变得危险了之后。
我是一九四五年初的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谈、以及诸如在大西洋城等地举行的若干中间性盟国会议的参加者。
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谈召开了。这次会谈就德国非纳粹化、非武装化和民主化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在克里米亚会谈和波茨坦会谈中，我作为苏联驻美大使，是苏联代表团的一个成员。
到了战争末期，莫洛托夫离去之后，我在旧金山联合国宪章起草会议中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另外，在此之前，在华盛顿郊外的邓巴顿橡树园（一九四四年中、美、英、苏四国代表在此起草联合国宪章——本刊注）会议上，我是苏联代表团团长。从那时起经过相当长的岁月，世界显著地向好的方面转化了。这种转变不是自然地产生的，而是反对苦难的世界战争、后来又反对“冷战”的所有反法西斯势力和进步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同伟大的美国人Ｆ·罗斯福的会见，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个英明的政治家，是个眼界开阔目光远大的人物。记得当我把国书递交给他时，他以他所特有的干脆语调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请把您的演说原稿给我。把我的给您。它们将在明天的报纸上登出来。与其搞那些事情我们还不如就举行美苏英三大国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来谈一谈。”
通过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的办公室，斯大林和罗斯福进行了书信来往。现在，这些文件已经出版。原则上，当收发发斯大林给罗斯福或罗斯福给斯大林的信件时，总统的军事助理沃特森将军（商定这样做的）就来到苏联大使馆。所有的信件都作为急件。当时不存在不紧急的问题。与罗斯福一起就后来在雅尔塔发生的若干问题的本质进行研究一事，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九五四年雅尔塔会谈之后不久，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的消息传遍了世界。联系到罗斯福之死，使我回想起在克里米亚会谈时，罗斯福因感冒引起其他疾病，致使会议暂停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我一道访问了这位美国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