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文章：葛罗米柯自传（上）

【《日本经济新闻》七月十五日至十九日连载文章】题：葛罗米柯自传（片断）
（原编者按：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自传》日文版近期即将出版。在这本书的“代序”里，葛罗米柯外长坦率地叙述了他的成长过程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的会晤，以及外交谈判的内幕等。）十四岁就随同父亲做工我一九○九年出生在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在革命前的俄国，这种类型的居民就已存在了。那些要养活自己和家人，却没有足够土地的人们就属于这一类。但是，他们在工业部门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简单说，我家的经济状况归于贫农一类。有时我们家连面包都不能果腹。加之父亲分得的田地是贫瘠的。由于这个原故，还是少年的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和父亲一起到外乡做工，到工厂劳动或者干伐木、运木材等活。
我在戈梅利市附近渡过了童年时代。
一九三一年，我与白俄罗斯农民的姑娘利季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格里涅维奇结了婚。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阿绩托利，女儿叶米利亚。现在，阿纳托利成了教授、历史学博士，担任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的所长。女儿是历史学硕士。在国际上，这相当于博士学位。因此，我和我的妻子都对孩子们感到满意。我们还有伊戈尔、安德烈和阿列克谢三个孙子。我的两个弟弟在战争中死去了。学习经济学并任教师
一九三○年，我加入了联共（布）。当时苏联共产党叫这个名称。
不能不承认，我从懂事那天起，对学习就一直怀着难以抑制的热情。我的父母拿出全部力量，尽可能使我能够按部就班地学习。这样，我从村里的四年制学校毕了业，接着进入七年制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而毕业于大学和大学研究院。
我从大学研究院毕业是在莫斯科，专业学科是经济学。一九三六年，我刚一毕业，就立即被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录取为高级研究员。
那时，我打算致力于学者这一职业，并一直干下去。我开始兼任莫斯科市公共设施建设技术者大学的教师。在我所教过的学生当中，有现在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别了，飞机从一九三八年底开始，我在经济研究所担任过不长时间的学术书记职务。同时，我一面继续工作，一面下决心进入飞行学校学习。这在当时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在那里等待我的却是失望。据说飞行学校的入学资格是未满二十五岁。然而，我已经超过二十五周岁了。这一失败对我来说实在令人难过。我不得不打消念头，只好说：“别了，飞机。大概这对我不合适。”讲英语的活动家一九三九年初，我突然接到了来自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下属委员会的邀请通知，该委员会正在为对外政策活动和外交活动选拔有学识的新职员。这个委员会在位于库兹涅茨桥的外交部的古老建筑物里召开。我在指定日期报到，立即发现了维亚斯拉夫·莫洛托夫及其他有名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家。谈话后让我改行做外交工作。
委员们根据什么选中我，我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下述情况：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伊始，我就积极参加宣传活动，发表讲演或者作报告，在政府机关和工厂担任讨论会或小组的讲师。就是说，是个活动家。从在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起，我的英语就说得很好也是一个明显的因素。几天后，我再次被邀到党中央委员会，并被告之，让我转移到外交活动上来。这样，在一九三九年春，我被任命为苏维埃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美国部部长。有一天，我接到斯大林邀见的通知。在这之前，我仅仅从远处见到过他。接到邀见通知的我在几分钟之内来到克里姆林宫，走进了毗邻斯大林办公室的休息室。我同斯大林的副官兼秘书波斯克雷维谢夫互相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不是坐在自己的桌子旁，而是坐在平日政治局举行会议的大桌的首席。和他在一起的有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