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刊载文评大陆和台湾分别编写民国史

说自中共宣布要写民国史以后，海内外史学界为之惊动。认为无论从人力、财力、物力和史料数量来说，台湾史学界都难于与大陆相并肩，因此，台湾只能以点点来突破面，以攻为守。
【台湾《八十年代》月刊三月号文章】（作者：赖渊光）
自从中共宣布要写中华民国史以后，海内外史学界为之惊动，要求政府开放史料，以利私人撰史，台湾党政方面的史官则宣称将修撰一部中华民国史，以正视听，而辟中共书中之谣。我不赞成政府官方修撰中华民国史，理由如下：
站在中共的立场，中华民国一九四九年退出大陆以后，已经是前朝。因此中共是以后朝修前朝史的态度，去写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华民国史。可是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一九四九年之撤守台湾，只是一时之得失，其法统仍在，因此若要修中华民国史，应当不以一九四九年为终点。而且大陆撤守前的某些政令典章制度与人事升降，对四九年后的中华民国影响仍是极为深远，民国史岂能腰斩于四九年之一瞬间？然而既名之为中华民国史，则是断代史，岂有国未亡而修断代史之理？
某些政府人士声称中共既是敌人，则其修中华民国史自难公正。
若政府修史目的在辨诬，岂有抢在对方出书以前写好，而能答辨的道理？若为辨诬之目的，而延迟出书时间，让中共之民国史先问世，则又使之有了先声夺人之功效。
此乃政府官修民国史在出书时间上进退维谷之窘境。
掌握台湾现有民国史料之机关与人士，三十年来并无经典之作问世，当是受了经费、人力、编制等内在的限制，以及政治上的外在考虑。诚如梁启超所说的，过去中国史学界修史书时，必然网罗人才，不遗余力，得人称盛，然后才能成书。以目前的情势去看，如果政府党政单位要官修民国史，能否得人称盛，已是疑问。在史料上仍然有其不可弥补之缺陷；亦即政府在一
九四九年撤守大陆时，许多文献未能带来，因此今日国共双方所有之民国史资料皆有残缺。
不论以人力、财力、物力与史料数量来说，台湾史学界都难与对方相并肩，因此在民国史的研究上，台湾史学界若要与大陆史学界争一席之地，只能以点来突破面，以攻为守。政府官修民国史是以面来对抗面，而辨诬则是纯取守势，是会战与阵地战，此只会有利于人力、财力、物力与史料方面占优势之中共。
【台湾《大时代》去年十一月号转载留美学生刊物《休士顿通讯》第七期文章】自从中共宣布其编修“中华民国史”的计划以后，这一年来，民国史又成为海内外的热门话题。
台湾的反应最引人注目，国民党党史会除了重申其一贯的工作主旨以外，最近也宣布要编修一部“中华民国史”，并有选择地刊印一部份现代史料。不过就双方计划的规模和组织性来看，台湾这次的修史工作似乎稍逊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