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一周刊发表文章：文明礼貌何在？（上）

【法《问题》周刊七月二十日报道】题：文明礼貌何在？
哲学家扬凯莱维奇说，礼貌是“生活的需要”。可是，现在人们不再象从前那样有礼貌了。原有的礼貌习惯已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趋势，人们对这些礼貌习惯有不同看法。必须创造新的礼貌风气。
不讲礼貌的现象正在法国发展。在巴黎，到处都可见到这种现象：开关门时，根本不管后面的人；挂电话时动作粗暴；难得说声“你好”、“谢谢”和“对不起”。商店的付款处几乎再也看不到“欢迎你光临本店”的牌子，市镇机关门口也看不到“欢迎你”的牌子。总之，出纳员不理睬你，咖啡馆里的服务员可以随便挤碰你。如果要打听一下情况，常常会受到粗暴无礼的对待。为什么我们法国人也成了令人不愉快的人呢？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人们不能克制自己的行为，便不能存在，共同生活在一起就令人难以忍受。现在，人们变得好斗和咄咄逼人，说话的声调愈来愈高。在地铁、在人群中行走和排队的时候，人们特别容易动肝火。
由于我们大家都对这种粗暴无礼的环境负有责任，所以我们大家都只得忍受痛苦。我们碰到的是粗暴无礼的举动，是强制行为，我们愈来愈难以容忍了。
但是，除了拐弯抹角地表示外，谁也不敢过多地谴责这种现象。秘书只得张贴告白说：“请对我讲话温和一些！”在一个干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小的通告牌：“我的心脏虚弱”。在报亭门口有一张告示：“我这里不是问讯处，但是，如果你讲礼貌，我会告诉你”。巴黎一个邮电局的窗口上写着：“严肃比微笑更使面部肌肉难受，因此，请您微笑。”这些各式各样的告示表明，人们普遍希望得到亲切的对待。总之，人们普遍希望恢复尊重每个人的文明礼貌行为。
可惜，若干世纪遗留给我们的规范和礼仪已大部分过时了，我们现在难以遵循这些规范和礼仪。
我们继承下来的处世之道同目前的生活方式很难协调一致。譬如，现在，当别人的手插在兜里同我们讲话时，我们并不在乎，但我们难以容忍一个驾驶汽车的人深夜鸣喇叭吵醒一个街道的居民。如果说社会压力还不足以迫使这位开车者保持安静的话，那么，总有一天，社会压力会起到法律作用，从而禁止这样一种行为。
礼节的演变总是通过形式的演变表现出来的。它在改变，在发展。一些规则在消失，而另一些规则却在形成。这之间是一个没有定则的时期，老年人则认为，这是混乱时期。法国目前正经历这种过渡时期。迷雾笼罩着这一时期。
我们的礼貌习惯起源于旧制度的宫廷。贵族为了区别于普通人，逐渐把他们的礼貌习惯加以系统化。他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也为整个法兰西人树立了一个典范。
当时，市民在同王公贵族接触时先是模仿他们的“高雅风度”，然后又在农民中传播。其间经过了近三百年的时间。埃里亚斯说，法国资产阶级在一七八九年不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是忠实于宫廷的传统习俗的。在旧政体废除以后，资产阶级仍然坚持这种传统。一种在各种情况下对人表示尊敬的礼貌习惯一直传到我们这一代。
后来出现了社会民主化运动。它那种单一模式不复存在了，自动传播的形式停止了，原有的准则成了问题。
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父母很难在自己的儿女们身上再看到他们童年时养成的习惯。一位已经搞了四十年教育的一所中学的负责人说：“我的父亲每天晚上离开学校时，经过校长的面前都要脱帽。我记得，我和我的同学们也是那样做的。而今天，学生们不注意向我致意，最多也不过是在五月一日时送我一些铃兰花”。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祖传的习俗就被扔掉了。
这种礼貌受到两方面的指责。一是指责它使身体太受拘束，一是指责它维护过时的社会秩序。这种指责在五十年代日益发展，最后到一九六八年总暴发。人们谴责种种清加速律，谴责男女间的不平等，谴责等级制度和社会限制。人们问道：这些处世之道和伦理道德的格言究竟有什么意义？
但是，贵族式的繁文缛节过分地熏陶了法国，以致于至今不能使它从中轻易地摆脱出来。这一套到现在还存在着。
不存在纯粹的习惯。古代礼节曾促进了等级严格的制度的巩固。因此，不愿听命于人就很自然地表现为拒绝服从某些规定。
任何形式的礼貌、即使是最基本的礼貌形式，都是一种表示谦恭的形式。诚然，单只是“你好”，无异于美国的“哈罗”，但是，若加上“先生”的称呼，就带有尊重的色彩了。谢谢，这是表示欠人之情，请原谅，则是表示认错，让座，等于承认别人有权坐自己的座位。
过去，所有这些态度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很早就受到了这种熏陶，它们已成了我们的第二性。
但是，由于它们出自于一种约束，于是人们突然认为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了：是谦恭吗？不，简直是卑躬屈膝。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理解某些礼仪，以至于似乎要成为一种社会压力。
我们希望人人平等相待。我们不愿束缚我们的自发性。我们要求受到尊重。但是，我们太强调这些要求，而不大注意尊重别人。结果：无礼放肆之风滋蔓起来。（上）